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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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1）. s, ]3 _: m) o6 L

4 P# x+ I* y6 v6 o1 Z5 ]  I彼得•阿克曼和杰克•杜瓦尔合著的《一种更强大的力量-非暴力抗争一百年》是一本谈论以非“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的书，该书的中文译本，之前已在台湾翻译出版。这次连载刊出的是新的译本，欢迎大家围观评论，发表自己的观感。

原作者：Peter Ackerman，Jack DuVall
翻译：刘荻、张大军、任星辉、范冠萍校对：张大军

引言4 a- Y+ G% r# w  g' R0 b; ?/ G1 A

正义和力量必须结合在一起，这样，所有正义的可能都是有力量的，而所有有力量的可能都是正义的。——帕斯卡尔

故事
2 T, E5 K: T9 w6 a7 a
在1981年12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列赫瓦文萨以及团结工会的其他领袖们在一次会议后于格但斯克被捕。在十六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自由工会运动通过占领工厂和举行罢工而动摇了波兰共产党权力的基础。那时已经实行了戒严，而团结工会在枪杆子的逼迫下眼看着就要失败。不过，当他被带走时，瓦文萨质问逮捕他的人。他对他们说：“就在这一刻，你们输了。”“我们被捕了，但你们却加速了你们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你们会跪着回来找我们。”1

如果只有暴力才有力量，而且如果没有应对压迫的方法，那么，瓦文萨的说法就是荒诞不经的。不过，他明白，团结工会已经通过让政府得不到波兰民众的认可而决定了抗争的走向。当国家穷尽其强制他们服从的办法时，它就不得不进行妥协。七年之后，曾经关押瓦文萨的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邀请他与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参加圆桌会谈，而该次会谈的结果是新政府的选举和组建。瓦文萨在1990年成为波兰的总统，而仅仅在十年之前，他还只是造船厂的一名电工。他从未开过一枪，团结工会中的其他任何人也没有。不过，他们一起撕毁了专断权力的遮羞布，并将自由带给每一位波兰人。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瓦文萨与其他许多国家首脑一道在每年的九月份聚集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式。这些先生和女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和总理。如果这种会议是在一百年前举行的话，除几个人之外的其他所有人都会是国王、皇帝、将军或者其他凭借暴力手段或王朝继承获取权力的统治者。这是二十世纪带来的最为重大的政治变化，可是，若没有那些凭籍非暴力力量而非武装力量反抗压迫性统治者的普通民众的行动，这种变化就不会发生。本书的主题就是，这种力量是如何发展并被加以运用的。

这一历时一百年的故事讲述的是以非常不同于枪炮和子弹的武器与根深蒂固的政权或者武装力量抗争的民众运动。在所有这些抗争中，破坏性的举措被用作惩罚手段，也即用以牵制或惩处对手并赢得让步的进攻性措施。诸如请愿、游行、罢工和示威之类的抗议被用来动员民众对运动的支持。诸如罢工、抵制、辞职以及公民不服从之类的不合作形式有助于打乱政府的运转。诸如静坐、非暴力的蓄意破坏以及设置障碍物之类的直接干扰行为打击了许多统治者压制其民众的意志。2

历史上的成效是巨大的：独裁者被推翻，政府被颠覆，占领军受到阻遏，并且压制人权的政治制度被摧毁。由于人们进行非暴力抵抗以摧毁他们的对手主导事件的能力，很多整个的社会就因此被改变了，不管是在突然之间还是逐渐地改变的。本书以及我们帮着制作的与之相伴的系列电视纪录片的核心问题是，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作为非暴力行动之根基的理念。

所有这一切都肇始于俄罗斯。在鲍里斯叶利钦于1991年站上莫斯科的坦克并大声嘲讽政变企图之前八十六年，俄罗斯人向圣彼得堡的冬宫游行，以向沙皇呈交请愿书。在这两个时刻之间展开的是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性的演化过程，而这一演化导向对力量的一种新的理解：真正的力量来自它所辖制的那些人的认同，而不是来自对他们的暴力威胁。在反对独裁政权、侵略以及蔑视人权的伟大抗争中，这种观念诞生了，而标志着其诞生的是那些非凡的个人所做的决定以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

一位东正教的教士-乔治加蓬-在1905年说服150,000名工人同意在俄罗斯古老首都冰雪覆盖的街道上游行-这是二十世纪对专制权力的第一次公开抗争。他激发了全国范围的群体行动，其结果是，该国首次出现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全国性议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布尔什维克夺取俄罗斯政权打开大门，并要求德国支付赔款。在此之后，鲁尔区的矿工和铁路工人们于1923年抗击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士兵-他们是被派来攫取德国的资源的。他们拒绝合作并破坏侵略者的目标，直到英国人和美国人施压让军队撤出为止。

莫罕达斯甘地在1930-1931年间在印度领导反对英国人的大规模公民不服从行动。他说服其跟从者停止支付盐税并不再购买由英国统治者所垄断的布匹和酒饮料，借此强化该国富有成效的迈向独立的长期努力。

在二战中的德国占领期间，丹麦的公民拒绝支持纳粹的战争努力，并在1944年夏天让他们的城市陷入瘫痪状态，以此迫使德国人结束宵禁和封锁；纳粹占领下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民众也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

萨尔瓦多的学生、医生和商人们受够了一个长期执政的军事独裁者给他们国家带来的恐惧和残暴，于1944年组织起公民罢工行动。在没有拿起一杆枪的情况下，他们使这位将军与其最亲密的支持者-包括军队里的人员-疏离，并迫使他流亡。

在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后不到十年，佐治亚州的一位浸信会传道人-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听从甘地的教导，带领其非裔美国人同胞开展为期十五年的游行和抵制运动，以颠覆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
在金博士被暗杀后几年，通过采取为苏联集团很少遇到的新的社会行动方式，波兰的异议人士反抗共产党人的统治。后来，工人们罢工并赢得进行组织的权利，导致团结工会的产生以及共产主义最后的终结。
在波兰的变革酝酿发酵的同时，阿根廷的一群妈妈们被她们的政府在其儿子失踪问题上的沉默激怒了，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广场上游行。她们一直到该国的军人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时才停下来，这导致政府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溃败之后倒台。

当阿根廷的将军们倒台时，在安第斯山对面的智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正面临蓬勃兴起的民众运动，而该运动对其独裁政权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最后，通过一次他按道理讲不会输掉的全民公决，它们将他赶下台。

在半个世界之远的地方，在费迪南德马科斯于1986年盗取菲律宾的一场选举之后，一位被暗杀的反对派领袖的寡妇带领几十万人走上街头。他们支持由具有改革意识的军官所发动的叛乱，让那位独裁者没有任何机会去凭借暴力维持权力，而且他逃离了该国。

在菲律宾人重新赢得他们的民主体制之后不久，通过组织抗议和抵制并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服务网络，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军事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提出挑战。这一波非暴力抵抗行动成了巴勒斯坦起义的最大的组成部分-即便这是最不显著的部分。

在团结工会继续抗争的同时，南非的抵制的组织者、工会和宗教领袖携手发起反对种族隔离的非暴力运动。与国际制裁一道，它们有助于迫使当局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并就民主的前景展开谈判。

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几天，成千上万的捷克学生坐在布拉格瓦兹拉夫广场的边缘，反复唱道：“我们没有武器......世界正在注视着。”几周之内，该国的共产党政权以及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乃至蒙古的与之相像的其他政权都烟消云散了。

在1990年代，一位缅甸母亲-昂山淑姬-在还处于软禁状态时领导了她的国家的民主运动，当时，在抗争中支持缅甸年轻人的是一个新的由非暴力活动人士和实践者所组成的世界性群体。在1999-2000年间，在海外民主团体的支持下，一个由学生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一个统一的政治反对派动员起来，在投票站击败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总统。由于其安全部队因非暴力叛乱而失去效能，在面临着大罢工的情况下，欧洲的最后一位独裁者投降了。

无需暴力而获胜的可能性在上述所有抗争中都存在，而每个故事中的突出人物之间的互动决定着这种可能是否会变为现实。从德国的钢铁大王到智利的摄影师，从列夫托尔斯泰到戴斯蒙德图图，从丹麦国王到田纳西州的市长：他们以及这些故事中所描绘的几十位其他人都起到了作用。毕竟，我们叙述的是个人的言论和做法：那些激励或领导运动的人士的激情；他们所战胜的独裁者们的傲慢、狡诈和最终的耻辱；以及二十世纪“人民力量”次第展示过程中被人发现的那些天生的才能、愚蠢的失误以及令人震撼的牺牲。

一位著名的非裔美国人牧师及其妻子在1936年拜访了莫罕达斯甘地，曾一度问他非暴力抵抗是否是“一种直接行动的方式。”甘地铿锵有力地回答道：“它不是一种方式，它是唯一的方式......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行动力量......它是比电还要积极的力量，甚至是比穹苍更为有力的力量。”这好像是说，他没有将它设想为信念的产物，而是视它为一种带有可应用之法则的科学，并在应用时产生可以预料的力量。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认为，对非暴力抵抗手段的选择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但历史记录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采用非暴力行动的大多数人这么做的原因是，武装或者物质力量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有些人只是缺少足够多的武器来发动暴力反叛；其他人则在最近看到暴力抗争的失败，并给生命和财产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可是，因为攸关人们最为重要的利益，且因为他们决心将统治者赶下台或者取消压制他们权利的法律，他们就被迫拿起其他非暴力的武器。那些在我们的故事中采取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不是要缔造和平。他们是要战斗。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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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跨越海洋的重大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其他的冲突，这些冲突不是出现在国与国之间，而是在国家内部，并且无关征服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关乎自主、免受一个党派或者族群支配的自由、以及民主。在新闻和娱乐媒体因而也是我们的集体记忆中，这些冲突受到战争、种族屠杀、地毯式轰炸和恐怖行动的遮蔽。然而，我们讲述的故事中所采用的非暴力惩处行为与二十一世纪冲突战略与策略的相关性远远大于战壕中反对德国皇帝的战斗、太平洋上的海军决战或者印度支那丛林中的游击战。

本书不是一部关于非暴力行动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二十世纪所有冲突的全面历史。相反，每一故事都表明，非暴力的惩处行为是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削弱和罢黜看似难以应付的对手之战略的生死攸关手段的。通过所有这些冲突，关于非暴力之力量和实践的长达一百年的观念演变过程都可以追踪到。本书前三部分的构成是为了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被用于三类主要冲突之中的。

第一部分-迈向权力的运动-讲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二十世纪三次伟大的改变国家的民众自主运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反对帝国王朝的运动，印度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以及波兰的反对苏维埃体制的运动。

第二部分-抵抗恐怖行动-阐述在国家暴力达到顶点的二十世纪中叶，公民抵抗者是如何抗击军事占领者或者统治者的。它讲述德国人是如何在1920年代阻挠入侵的法国和比利时人，丹麦人和处于德国占领之下的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在二战期间颠覆纳粹政权的，以及萨尔瓦多人是如何在1944年罢黜马丁内斯将军的。而且它追述阿根廷人和智利人是如何在1970和1980年代打击那些也穿着制服并让其民众感到恐怖的统治者的。

第三部分-权利运动-描述非暴力的惩处行动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被用于反对许多政府以争取权利的：美国的民权运动是如何松动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做法的，南非的黑人多数族群是如何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菲律宾人是如何驱逐独裁者并恢复民主体制的，巴勒斯坦人是如何抗击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的，以及中国、东欧和蒙古的民众力量是如何挑战他们国家的一党制政权的。

第四部分-暴力和力量-考察两个相反的案例。在这两个案例中，选择暴力反抗或者恐怖手段的运动通常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政治损失要远远多于它们收获的权力。它还探究先进的技术、国际制裁以及其他变动中的条件是如何可能让那些在二十一世纪采用非暴力力量的人士增强影响力或者受到限制的。

每一故事的主线是那些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士与其对手之间的一系列交锋。我们的有些故事是关于这些缓慢成长的运动的：它们在使用非暴力力量时表现出很大的动能和灵敏性，但是却为了长期的梦想而放弃短期的收益。其他故事则是有关那些快速组织起来的运动的：它们的带领人是卓越的业余选手，但却似乎迅速地克服一切不利因素。不过，在所有案例中，决定其命运的是每一方所选择的制裁措施中所内含的战略。

上述故事所展示的连续性并非只在二十世纪末才是清晰可见的。推动事件演变的领袖们常常从早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激励甘地的是俄罗斯1905年所发生的事。非裔美国人的领袖们去印度学习甘地的策略。当智利人在1980年代组织起来反抗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政权以及菲律宾人组织起来反对费迪南德马科斯时，他们受到理查德安腾巴罗的电影甘地的影响。

甘地面对的是英国的殖民统治者-这一对手非常不同于丹麦人所面对的德意志国防军。美国的民权领袖们有法律和美国宪法的支持-这一优势是波兰团结工会所没有的。不过，上述冲突中的所有非暴力参与者都采取非常类似的方法来达成不同的目标，而且由他们的经历所凝练成的教训都有违于传统的看法：

对非暴力惩处手段的使用比通常设想的要远为频繁和普遍。它们都是世界每一角落和二十世纪每个十年期中的创造历史的斗争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非暴力行动在反对所有类型的压迫性对手方面都发挥了功效，而且下述两个现象之间没有相关性：针对非暴力抗争者所使用的暴力的强度，和它们最终获胜的可能性。有些经受最残暴对待的非暴力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非暴力运动试图将暴力纳入其战略时，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一旦一个政权受到致命力量的攻击，它聚合内部的支持并展开镇压的能力就会提升。动员和维持一个适合于非暴力行动的民众运动应与强化公民社会和建立或延续民主体制同步进行。

尽管存在着上述事实，民众的想法还是一直纠缠于两种关于非暴力冲突的错误观念。首先，既然二十世纪的两位最为人所称颂的非暴力运动领袖-甘地和小马丁路德金-都是因为宗教上的呼召而崛起的，非暴力行动被定型化为一种道德上的偏好，而非一种讲求实用的选择，因而模糊了它在冲突中的战略价值。其次，自马科斯于1986年垮台以来，对大规模非暴力行动的新闻报道所造成的印象是，“人民力量”来自城市街道上躁动不安的人群的规模或能量。尽管从身体上对抗一位对手可能是必要的，有效非暴力行动的真实韵律是自发性弱而目的性强，戏剧性弱而技术性强。它与大喊口号和将鲜花插在枪管上没有什么关系。与它有莫大关系的是让政府与它们的控制手段分离。

许多人预测，二十一世纪将会出现一系列激烈但却是地方性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主张收复国土者试图攫取原有的土地，族群党派会争取独立，或者不满的少数族群会寻求安置自己的代言人。不过，所有地区性利益通常都是以渴望权利的形式表达的。民主大国认为，如果权力建立在自治的基础之上，那么权利就能够自由地加以争取。如果确保民主总是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下述哪个做法更有优先性呢：是让冲突各方保持原有状态，还是提倡卷入冲突的办法以至于更有可能结出民主的果实呢？

在至关重要的人类利益一直处于竞争态势的世界上，冲突会发生，而且只要人们相信暴力有助于他们获胜，暴力就会被用于冲突之中。如果另一种更为有效、无需付出暴力代价的获胜方法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暴力就会开始被看作是为某一事业而奋斗的一种较为不合理的方法。由于假定所有的冲突都会趋向于暴力，大部分政策制定者迷恋于削减武器或者解决冲突，将它们看作是减少致命性暴力的主要途径。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十好几场重大冲突-双方在其中争夺对某一国家之前途的控制权-中，战略性的非暴力行动而非暴力是具有决定性的争斗模式。既然暴力作为冲突的手段可以被替代，减少暴力的目标不一定总会因另一项任务而受到拖累：化解冲突的根源。

“能够发挥很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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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是，二十世纪的人们是如何发展出无需使用暴力而夺取权力的能力的。我们的每一则故事聚焦的都是非暴力行动在更大的冲突中的运用。为了说明非暴力力量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必须有选择地突出特定的事件和人物-他们对我们故事的重要性高于他们在他们的时代或地区的整个历史上的重要性。然而，我们没有故意低估其他那些在更广大的历史背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或故事的影响。比如，我们没有想要给出一部关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瓦解的完整历史。我们确实努力要做一个公平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报告，说明非暴力行动是如何被用来帮助实现上述结果的。

所有历史著作都受其作者的视角的影响，我们的作品也不例外。在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试图让事实本身说话，并将我们的大部分分析性思考留给每一章的总结部分。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评注性资料和解释性观念的混合体，而这些资料和观念是针对由非暴力行动改变世界的方式所引发的更大问题的。对于拥有下述观点，我们无须自责：如果被有效地加以运用，非暴力的惩处行动能够终结压制并让国家和民众获得解放，而且相比于诉诸暴力叛乱或恐怖手段，他们能够在做到这一点时面对更少的风险和更大的确定性。可是，它们不是总能发挥效用，当这样的时刻和我们的故事有关时，我们不会逃避谈论这些时刻。

我们还认为，非暴力抵抗应该得到比它已获得的所有关注更多的关注。在我们的时代，暴力会制造更多的新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历史被视为是一出戏。不过，如果历史被更为普遍地视为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非暴力的惩处行为的动态效果就会更容易获得认可。这种力量形式并不神秘；它施展的现实性与大部分人生活状态的现实性没有不同，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它是可以理解的。与犬儒式想法相反的是，非暴力行动的历史不是一连串的绝望的理想主义者、偶尔出现的烈士以及少数有超凡魅力的解放者的历史。真实的故事是关乎普通民众的，他们被吸引到伟大的事业中来，而这些事业是从头开始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它讲述的是人们离弃工作待在家中或者占领他们的工厂和办公室，拒绝带身份证件，在他们的地下室印刷简讯，以及当他们被告知要离开时并不离开。

打破英国人盐业垄断的印度人、阻挠纳粹军事运输的丹麦人，组织起来反对独裁政权的智利人：许多采取过非暴力行动的人士凭直觉就意识到，力量源自他们做过什么，而不只是源自那些坐在宫殿或者总统官邸中的人士做过什么。以非暴力力量方面的杰出理论家吉恩夏普的话来说，“非暴力行动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能够针对无情的统治者和军事政权发挥出很大的能量，因为它打击了所有等级式制度和政府最薄弱的方面：对被统治者的依靠。”4

在上个世纪终结时，世界上的无线波段和书店中充满了回顾所谓历史上最具破坏性之一百年的素材。一卷卷的图书和一页页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大屠杀的情景-据说，这是战胜邪恶的可怕代价。可是，如果只以那种方式讲述的话，二十世纪冲突的历史将会加重一个可怕的错误：也即只有暴力才能战胜暴力，攸关最高利益的抗争必须以武装力量来完成。然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同一个世纪，拥有可以想象到的所有暴力武装优势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们在所有大陆上都被那些没有诉诸暴力的人士排挤出局？

有关冲突的最大的错误观念是，暴力总是力量的最终形式，而且推进正义事业或者击败非正义的所有其他方法都无法超越它。可是，俄罗斯人、印度人、波兰人、丹麦人、萨尔瓦多人、非裔美国人、智利人、南非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证明，冲突中一方的选择并不因另一方使用暴力而预先被限定，而且其他的非暴力措施可能是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如果上个世纪被迫做出的生命和名誉方面的巨大牺牲在未来的一百年间有所回报，这其中的原因就将是，上述真理得到了更为充分的理解。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1:49

本帖最后由觉悟于 2011-9-28 01:05 编辑

回复 1#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2）——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g4 S7 s4 P" ~3 _- l3 n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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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权力的运动* j, j; O7 I' h+ e2 x' V

暴君……越是拥有资源，越是得到人民的服从，他们的防备就越强，他们就变得越强大，摧毁和破坏的能力就越强。即便如此，如果不给他们资源，也不服从他们，那么无须抗争，也无须挥拳，他们就会变得赤身裸体，手无寸铁，无足轻重——犹如失去水分或营养的树根，难免干枯死亡。——埃蒂安•德拉博埃蒂（Etienne de la Boetie），157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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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1905年：人民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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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坦克% x% s; f9 J$ H' n

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二个夏天，俄罗斯正处于一片平静之中。在一个漆黑的周日夜晚，艾多奇莫夫（Sergei Evdokimov）少校被紧急警报的声音吵醒。凌晨三点，他和驻扎在莫斯科城外的装甲部队一起等待命令。命令不久就来了。东方的天空开始发白的时候，营长命令他们沿着明斯克公路（Minsk Highway）开进莫斯科，占领阵地以封锁蜿蜒流过市中心的莫斯科河(Moscow River)上的两座桥。虽然他们的武力直指俄罗斯百姓的聚居中心，而且没有人解释原因何在，但少校和他的人马仍然毫无异议地服从了命令。于是，1991年8月19日周一早上八点整，艾多奇莫夫命令他的坦克纵队出发。1

同一天早晨，列宁格勒的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扎弗洛特尼（Valerii Zavorotnyi）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戈尔巴乔夫被捕了，”电话另一头的声音说，“国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扎弗洛特尼打开电视，发现三个频道全都在播放古典音乐，从多年来的经验看，这是国家确实发生了重大事件的常见信号。不久之后屏幕上出现了一位播音员，宣读了由一群自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高层官员发布的《告苏联人民书》。《告苏联人民书》一开头说道：“同胞们，苏联公民们，我们伟大的祖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委员会保证将结束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它的“一号决议”禁止罢工和示威，宣布接管大众传媒，并且暂停政党和组织妨碍“正常化”的一切活动。2

苏联广袤土地上的人们都被从电话、收音机或电视中，或者从惶恐不安的邻居那里传来的同一则消息吵醒了。但是没有人感到十分意外。几个月以来一直有谣传说共产党强硬派准备发动政变，以扭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现在噩梦似乎成真。苏联公民在过去五年中获得的喘息空间即将在枪口下被收回。

然而，政变领导人刚开始发布命令，人们就开始反抗他们。第一个挺身反抗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在拒绝批准紧急状态后被软禁在他的夏季别墅里。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则不那么容易被控制。叶利钦躲过派去逮捕他的克格勃探员之后，便赶往其政府总部白宫。中午，他爬上外面的一辆坦克，宣读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呼吁，他宣布政变集团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总罢工。接着他在电台讲话，他提醒全国的士兵说：“在这做出抉择的艰难时刻，请记住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决不能对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决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3
叶利钦用其言行敦促人民反抗政变。午后不久，莫斯科人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墙外举行小型示威活动，并且在地铁内张贴叶利钦的呼吁的影印本。不久之后人们聚集在白宫外，用建材、电话亭和手边所能拿到的其他东西搭起路障。出租车司机甚至捐出自己的小汽车来加强这道壁垒。

一列坦克沿着加里宁大街（Kalinin Prospekt）轰隆隆地驶向白宫时，人们在道路上形成一道人链。他们高呼：“和人民站在一起！别对自己的人民开枪！”一个老人喊道：“你们知道，我工作了一辈子-整整一辈子-来养活这支军队，现在你们却掉转枪口，拿枪口对着我！”这句话正合时宜；指挥官将引擎熄火，队列中的其他坦克也跟着照做。人们纷纷爬上坦克，把糖果、面包和牛奶拿给里面的士兵。

艾多奇莫夫少校和他的连队停在紧邻白宫的加里宁斯基桥（Kalininskii Bridge）附近时，从搭建路障的民众那里得知了政变的消息。少数示威者咒骂他们，称他们为法西斯，其他人——其中包括少校的一位熟人——则试图说服他倒戈加入叶利钦的阵营。这位三十六岁的职业军官不知如何是好。考虑抗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在开往市中心的路上下定决心不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动武。他宣布：“我要留在这里，我得到了命令。但我们不会枪击或镇压任何人。我保证。”4

艾多奇莫夫和他的部下原地滞留了几个小时。晚上七点左右，一名俄罗斯国会议员出现了，他要求少校去和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对话，鲁茨科伊是一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正在组织白宫的保卫工作。鲁茨科伊告诉了少校戈尔巴乔夫被捕和叶利钦呼吁抵抗政变集团的消息，然后请求他帮助保卫白宫。艾多奇莫夫回答道：“给我下命令吧，我会帮助你们的。”然后艾多奇莫夫回到他的连队，带领坦克队穿过欢呼的人群驶往白宫，现在飘扬在坦克上的是俄罗斯的三色旗而不是苏联的镰刀铁锤旗。

许多记者也拒绝屈从。周一晚间，政变集团举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年轻的记者玛基娜（Tatiana Malkina）只举手问了一个问题，便揭去了政变集团正在极力编制的合法性面纱：“能否请你们说明，你们是否知道你们昨晚发动了一场政变？”那天晚上，整个国家都从官方新闻节目《时代》（vremia）的五分钟报导中了解到了莫斯科的路障和叶利钦在坦克上的呼吁。遭禁的报纸把新闻传真给活动人士，由他们当街散发。

政变策划者期望展示武力能够吓阻反对声浪。的确，多数人都持消极态度，就连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部分居民也是一样；他们继续过着日常生活，享受他们的假期，很少关注新闻。叶利钦呼吁全国罢工获得的响应很少。不过前往白宫的人已经够多了，其他城市也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抵抗据点，因此政变集团无法得到他们所需的顺从。这些普通市民通过张贴传单、参加集会、修筑路障和在坦克上涂鸦来显示他们不惧威胁。

周二约有十万人鼓起勇气前往白宫参加集会；当时已有更多军队加入了保卫白宫的行列。帕韦尔•格拉乔夫(Pavel Grachev)和亚历山大•列别德（Aleksandr Lebed）等高级军事指挥官都宣布支持叶利钦，就连克格勃高级官员也都明白表示不会参加屠杀。最后，政变集团没有下令进行原本准备于周二晚间发动的攻击。到了周三早晨，政变已经失败了。这些在1991年八月走上街头的男男女女，为俄罗斯人要求政府反映人民意志的长期斗争写下了新的篇章。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但他们并不是第一批在莫斯科市中心修筑路障抵抗专制统治的俄罗斯人。八十年前，就在离白宫现在的位置不过几个街区的地方，在长达一年的民众反抗动摇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之后，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于1905年十二月与武装士兵发生了正面冲突。不过就在他们挥舞枪支的时候，军队扫射杀死几十名民众——因而遏止了俄罗斯的首次民主革命。在那一刻之前，俄罗斯本来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坚持用非暴力行动来争取基本权利的国家。不过其开始的那一天与其结尾的那一天一样：都发生了暴力。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2:24

回复 2#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3）——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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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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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d$ m* L2 U0 |) _神父与工人, W5 S2 j8 b, H+ a

1905年一月一个寒冷而晴朗的周日早晨，在圣彼得堡市郊的工业区，一位蓄着长发的年轻神父站在数千名工厂工人面前。沙邦（Georgii Capon）神父诵念祷告文，求神赐福所有人，然后询问是否有人携带武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高兴地说：“好，我们要手无寸铁地去晋见我们的沙皇。”十一点过后不久，群众向市中心出发，一路上吟诵祷告文。前排的游行者手持十字架、圣像、该国统治者的画像和一面写着“士兵们！勿对人民开枪！”的横幅。他们的目的地是皇室的冬宫，在那里与来自该市其他地方的游行队伍汇合，总人数超过100,000人。然后他们将在冬宫外广阔、有着古典对称性的广场上，在俄罗斯帝国首都的中心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呈递请愿书。5

他们携带的请愿书题为《卑微忠贞上奏书》（A Most Humble and Loyal Address），由沙邦起草。开头为：“我们是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居民……来向陛下寻求正义与保护。我们生活贫困，饱受压迫，背负重担……陛下不能对自己的臣民撒手不顾……请允许他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把他们从无法忍受的官僚压迫中解放出来。请铲平将陛下与臣民隔开的那道墙，与人民共同治理国家……”6

沙邦的追随者晋见他们统治者不是为了造反，而是为了祈愿。他们的请愿书中列有十几项要求，例如最低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然而请愿书也超越了工人的不满，纳入了会触及帝国中每个人的政治主张。它要求言论、出版、信仰和结社自由；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重要的是它要求召开由普遍和平等的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请愿书坚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请求，其余一切均以此为基础。”
游行者其实是在要求沙皇结束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时代。1905年仍然有效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Fundamental Laws of the Russian Empire）第1条简明扼要地规定：“全俄罗斯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独断和无限的权力。”一位贤明的沙皇会听取臣民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利益，但不会与人民分享权力，也不会让自己的权力受到独立于自己意志的公民自由的限制。他的臣民在各个角落都可以感到有国家在插手：审查官决定报刊杂志刊登哪些内容，地方长官可以不经审判就下令拘捕任何人，最单纯无害的社团或俱乐部也会被禁止。简而言之，独裁统治意味着人民没有权利。

沙皇对该制度的热爱不仅是出于个人的权力欲；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拥有反映在神圣传统中的神授君权。俄罗斯有产业工人、资本家、现代政治思想家和艺术运动，但尼古拉二世仍然被各种旧时代的文物所包围。他坚持公文必须使用古法拼写，他举办化装舞会，舞会上人人都穿着两百年前的古装的仿制品。他宁可待在有传统的木头建筑和蜿蜒小径的莫斯科，而不愿居住在位于更新、更欧化的圣彼得堡的巨石皇宫中。在尼古拉二世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在现实中的话——他对他的臣民犹如父亲对待孩子一般，受到彼此的情感和在上帝面前的义务的约束。7

但是一些俄罗斯人想要扫除这种幻想，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士渴望政治改革已有半个多世纪。自从1825年的军官起义以来，各种小集团就不时密谋要把国家从绝对主义之下解放出来。1881年，民意党（People's Will）设法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尼古拉目睹了祖父的死亡），而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团体——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的“战斗组织”（Battle Organization）——在二十世纪初日趋活跃。

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拒绝恐怖主义，而是试图组织工人农民来进行民众抗争。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社会主义者也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鼓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的工人。还有一些人则一心想说服政府进行自我改革。二十世纪初，在许多地主、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一场自由运动，他们用合法和非法的公开集会和出版物来要求制宪和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因此，沙邦神父的请愿诉求——自由工会、公民自由、民主——都是革命派和自由派团体的呼吁中早就出现过的诉求。沙邦的请愿行动之所以非比寻常，是因为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支持。结束独裁统治的要求首次来自不成熟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家的政策本身也助长了这场运动。

政策制定者之一是莫斯科政治警察头目祖巴托夫（Sergei Zubatov）。祖巴托夫曾与激进分子有来往，然后成为警察的线人，他担心国家在争取工人拥护的斗争中会输给革命派。他抨击高官中十分常见的自满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工人多数来自农民家庭，自然也会反映出农村盛行的保守观点。圣彼得堡的罢工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参与组织罢工粉碎了这一神话，也促使祖巴托夫想出一个新计划。他和上司争辩道，工人确有不满，但只有他们认为国家不是敌人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继续保持忠诚——于是他获得内务部批准，在警察线人的监督下在几个城市的工人中建立由国家资助的互助社团。国家而不是革命派会带领工人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祖巴托夫的策略被证明是具有爆炸性的。他的组织卷入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纷争，而且事实上还在许多地方组织了罢工。愤怒的雇主向内务大臣普列韦（V. K. Plehve）大肆抱怨，于是普列韦在1902年底把祖巴托夫调到圣彼得堡。但这没有阻止祖巴托夫，他在首都建立了一个新组织——圣彼得堡机械工业工人互助社（St. Petersburg Mutual Aid Society of Workers in the Machine Industry）。8

被吸引到这个社团中的年轻人之一是个名叫法纳雪夫（N. M. Varnashev）的二十八岁工人。他从十二岁起就在一个城市的工厂工作，那座城市在过去十年中涌入了成千上万放下犁头拿起工厂工具的农村移民。这些工人大多不识字，仍然相当淳朴，他们拥挤在出租房和简陋的工棚中。但是没有工会来为他们争取利益，罢工是非法的，因而很冒险。尽管如此，有些人依然在渴望某些更好的东西。9

法纳雪夫在操作机床时经常浮想联翩，他问自己：“你要是丢了这个工作而且不能马上找到新工作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要是受伤、生病或者年老体衰了呢？”与许多工人不同，法纳雪夫会花时间来思考自己的处境；他热爱读书，而且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甚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作为技术精良的金属工人，他拥有该市数一数二的高薪，还设法在该市较为高级的社区附近找到了住处。他甚至还用部分收入购买了一种叫做自行车的新潮玩意。10

1902年秋季的某一天，法纳雪夫（当时还在学骑自行车）骑车拜访住在聂瓦河(Neva River)对岸的朋友和同事斯特帕诺夫（Stepanov）。法纳雪夫在几次擦伤手和膝盖，还撞到一位苹果小贩之后，终于到达了朋友的住处。他被介绍给一个叫克拉朵菲可夫（Kladovikov）的人，克拉朵菲可夫告诉了他一个正在工人中酝酿的计划：组织和莫斯科类似的互助基金。克拉朵菲可夫邀请他参加下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步，法纳雪夫走上了一条使他和成千上万圣彼得堡工人一起，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公然对立的道路。11

祖巴托夫为圣彼得堡的工人社团招募的领导者之一就是沙邦，沙邦几年前在丧妻之后从家乡省份来到首都。沙邦来自农民家庭，对在城市里遇到的穷人表现出极大的关切，他在神学院学习期间还曾在孤儿院工作。他在城市弱势群体中的声望与日俱增，最后引起了祖巴托夫的注意。12

沙邦具有超凡的魅力和复杂的个性。他的个人魅力使他赢得了他所遇到的每个人的信任——从沙皇的官员到煽动反对沙皇的人。他的讲道可以令人感动得落泪，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内心的光芒”。他慷慨大方地对待在祖巴托夫的社团中遇到的工人，没有许多革命派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屈尊俯就的态度。不过沙邦的激情不受有节制的使命感的控制。他的个性冲动而善变，这使他经常背叛他说服别人给予他的信任。13

沙邦成为祖巴托夫的社团聚会的常客，他不但细心聆听，还鼓励工人说出心声，有时还会加以评论。到1903年春天，他已经与包括法纳雪夫在内的几名重要成员成为朋友，法纳雪夫敦促他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但沙邦谢绝了，圣彼得堡许多工人也对当局感到怀疑，不敢参加在警察的控制之下活动的组织。到了1903年底，该社团濒临瓦解。但是沙邦和法纳雪夫等人却忙着成立了一个名为圣彼得堡市俄国工厂及磨坊工人协会（Assembly of Russian Factory and Mill Workers in the City of St. Petersburg）的新组织。

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一样得到了当局的批准，当局认为这或许会转移工人对劳资矛盾和革命派的煽动的注意。但是工人协会与祖巴托夫的社团有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沙邦说服官员相信警察线人在场会使工人不敢参加圣彼得堡的社团，他们同意让警察退出工人协会的日常活动。沙邦全权负责监督协会事务，并保证将工人的精力引向有益的方向。14

神父最初可能没有政治意图。他曾与该市码头上的码头工人打过交道。后来他说：“他们开始信任我，一些人向我坦承自己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我当时并不认为有必要进行政治变革。”工人协会背后的驱动力是爱国主义，他在交给警方的备忘录中解释道：“基本思想就是在工厂和磨坊工人中间筑一个巢，”他告诉他们，“如此一来，健康而又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雏鸟便会展翅保卫他们的沙皇和国家，帮助自己的工人同事。”15

工人协会的领导者被称作“责任圈子”，多数是技术精良、已婚和相对富有的金属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业区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协会成员们拿来了家具和书籍，还找来一架便宜的钢琴，挂上沙皇的肖像。有些晚上这里开会，另一些晚上则有讲座、音乐会或舞会，有时人们只是闲坐看书或下棋。协会还组织了一个互助基金，并且在劳资纠纷中代表会员出面交涉。不过与祖巴托夫的社团不同的是，协会避免罢工。表面看来工人协会完全不涉政治，证明官员们对沙邦的判断力和可靠性的信任完全正确。16

不过，如果这些官员知道这种自助活动的表象下面的真实情景，一定会感到震惊。虽然沙邦早期的观点在对沙皇的个人忠诚和反对独裁之间摇摆，但使工人协会卷入政治的鼓动者却另有其人：卡列林（Aleksei Karelin），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刷工，以前为马克思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Marxist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SD） Workers' Party）党员，19世纪90年代曾经遭到逮捕和短时间流放。卡列林和他的伙伴们对社民党的策略早已不抱幻想，他们欢迎工人协会所提供的在合法的外衣下不用担心警察骚扰地接触工人的机会。他们把多年来的组织经验和法纳雪夫所说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带到了该市的工厂工人中，当时沙邦并不喜欢这种影响。17

在最初的猜疑之后，沙邦终于像赢得政府官员的信任一样赢得了卡列林和其他激进分子的信任。晚上十点左右，责任圈子的会议结束之后，沙邦会邀请包括卡列林一伙在内的少数工人去他的住处，他们抽烟、喝茶、聊天。在这些午夜聚会上，沙邦流露出逐渐向这些在工人协会中担任关键职务的新成员的颠覆性政治观点靠拢的倾向。18

1904年三月，沙邦邀请卡列林、法纳雪夫和另外两名工人协会核心成员到他的住处，要求他们发誓保密，然后拿出一张纸。纸上用红墨水写着俄罗斯帝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纲领。政治诉求包括公民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立即特赦所有因为信念而遭受折磨的人”。社会诉求包括工会合法化、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工人参与起草社会保险法和为农民重新分配土地。这正是卡列林一伙一直敦促沙邦拟订的纲领，它成为工人协会的“秘密纲领”。19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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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4）——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W- x: ^1 s; L3 Z; ]7 ~

4 g( M$ x- \3 a! B“痴人说梦”0 M6 S" D' v9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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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纲领”在工人与在圣彼得堡发酵的更广泛的反对力量之间建立了桥梁。过去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直在报刊和其他严肃的论坛上委婉地批评政府，倡导改革。但在1904年，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开始影响到政权的另外一些潜在反对者。这一点在教育工作者和医生代表大会上变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两次会议向学生和工人开放，会议迅速变成了政治讨论会。发言者呼吁公民自由和组建工会的权利。结果警察解散了教育大会，逮捕了组织者，而医生大会则在一片混乱中结束，与会者对被迫提前散会感到怒不可遏，对试图压倒他们的抗议之声的军乐队扔椅子。20

就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代表们正在抵达首都参加解放同盟（Union of Liberation）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同盟是富有的贵族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多年来，贵族们一直试图让地方议会（zemstvo）变成宪政改革的跳板。尼古拉二世不仅无视他们的所有请求，还将其称之为“痴人说梦”。不过，徒劳的努力会导致手段的改变，许多从前的革命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准备加入这一新的运动。解放同盟刊物的宗旨里写道：“我们的任务不是分化，而是联合。”21

1904年的两起事件有助于激起潜在的不满，也唤醒了俄国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的变革愿望。一月底，日本袭击了俄国在旅顺港的太平洋舰队，使两国在远东的竞争到达顶峰。战争几乎立刻给俄国带来一连串丢脸的败仗，暴露出军事技术的落后和指挥官的无能。原本已经对政权的冥顽不灵和高压统治深感灰心的舆论，现在更是紧咬军事挫败大肆抨击。

在不满情绪不断走高的气氛中，恐怖分子于七月暗杀了不得民心的内务大臣普列韦。接替其职位的梅斯基王子（Prince Sviatopolk Mirskii）认识到政府和该国精英之间敌意的裂痕不断扩大，他深感政府必须与温和派“和解”。有关梅斯基的和解态度的传言唤起了民众对改革的希望，而他放松对公共活动的控制也给了自由派畅所欲言和进行组织的新机会。在这个新近扩大的政治舞台上，解放同盟人士占据了舞台的中心。22

反对派在以代议制立宪政府的单一诉求扩大了队伍之后，现在开始邀请地方议会的杰出领袖来推动这一主张。第一届地方议会代表大会于十一月初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设立有实权的国会，而这与独裁政治的本质完全相悖。23

为了使运动更加多样化并且给异议活动提供掩护，解放同盟人士从十一月底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组织了一系列宴会，纪念司法改革四十周年。著名作家高尔基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其中一场晚宴：“参加人数超过600人——作家、律师、‘地方议会的人’，总之都是知识界人士。宴会中有直言不讳的演讲，与会者一同高喊‘打倒独裁！’‘制宪会议万岁！’和‘给我们宪法！’……气氛热烈，非常民主。”各地的宴会强化了变革的激情，还让许多人首次接触到无拘无束的演讲。24

解放同盟影响到了右翼的温和自由派，还有它的天然支持者城市专业人士，现在他们又把手伸到了社会主义者当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解放同盟致力于实现充分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宪政改革纲领。到年底时，解放同盟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代表俄国社会广泛的阶层，包括该国许多德高望重的公民了。25

尼古拉二世对日益增多的骚动似乎置若罔闻。他整日沉浸于宫廷庆典和琐碎的行政事务，而且由于他惯于根据个人态度和与皇室的关系亲疏来任命官员，政府的政策也就经常跟着大臣得宠和失宠来回摇摆。不过他的内政大臣却非常关注人民不满的原因，而且制定了一个解决方案。梅斯基告诉沙皇：“就我看来，大多数善良人民的愿望是……建立俄国的法制，宗教宽容和参与立法工作，以防官员恣意发布完全不适当的法律或者根据某位部长的臆想发布法律。”他于十一月底呈给沙皇一整套改革措施，建议扩大地方议会选举的范围，取消对出版物的事前审查，以及最重要的一点：设立由选举产生的咨询议会。梅斯基认为这些改革措施都不足以瓦解沙皇的统治基础，但是足以分裂反对派，平息政治改革的呼声。26

不过12月12日尼古拉二世最终发布的谕令与梅斯基的建议相差甚远。谕令没有保证进行改革，只是含糊地承诺愿考虑进行若干变革，而且只字未提议会的事。沙皇坚决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代议制政府。”次日发布的第二道谕令则威胁说，如果再有公众骚乱或反政府示威就要进行镇压。梅斯基提交了辞呈并且告诉沙皇：“治国而无社会力量的支持，是不可思议之事。”27十二月的谕令不仅把温和派及其对有序渐进地改革体制的希望拒之门外，也暴露了解放同盟的策略的局限性。只要沙皇坚信自己能够对德高望重的公民的想法置之不理，只要他坚决反对任何削弱独裁权力的企图，那么无论抗议声音有多大，表达得有多么清楚，仅靠抗议都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革。仅仅反对独裁制度是不够的；反对派必须推动政权进行改革。在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沙皇和他的大臣们及自由主义反对派都未能察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他们脚下快速形成，这股力量就像出乎意料的冬雪消融一样，将在新的一年里融化他们脚下所踩的冰雪。

“让全俄国都听见”1 `- {( a, r0 \3 @

与律师、教授、地主和知识分子们引人注目的异议活动相比，沙邦神父和朋友们建立工人协会的工作很难掀起波澜。不过，工人协会在水面之下迅速发展：到了秋天，协会已有超过7,000名会员和11个地方分会，都保持着非政治的外表——其实席卷知识界的政治思潮早已淹没了工人协会。报纸报导了令俄国丧尽颜面的军事挫败，以及解放同盟、地方议会和晚宴活动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法纳雪夫写道：“这一切都成了工人协会各分会完全合法和令人满意的宣传煽动材料。”解放同盟成员到工人协会来演讲，其中有几个人私下会见了沙邦。卡列林一伙和自由主义者都在推动同一件事：工人必须参加反对独裁的运动。28

11月28日晚间，在士兵们血腥攻击示威学生之后，包括工人协会地方分会领导在内的大约三十五人挤进沙邦那憋闷、光线昏暗的寓所里。神父向他们介绍了“秘密纲领”，然后要求不赞同的人退出会议并保守秘密。留下的许多人希望采取直接、激烈的行动，而不仅是发声明或派代表向政府请愿。“但是大家都同意一点，”法纳雪夫回忆道，“如果工人们要发声，那就不该只让政府听到，而要让全俄国都听到。”于是他们决定由沙邦来起草请愿书内容并策划公开呈递的方法。29

沙邦寓所中的会议带来的更多是讨论而不是迅速的行动。但很快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迫使工人协会摊牌。十二月初，四名在俄国第一大工厂普提洛夫金属工厂（Putilov metal factory）工作的工人被解雇或受到解雇的威胁。沙邦将其视为一项挑战：如果他不能让工人复职，组织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还可能遭到其他专横行为的打击。十二月的最后几天里，工人协会领袖拜访了该市的首席工厂督察、普提洛夫工厂厂长和市长。除了市长之外，另外两人都用十分粗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们的要求也遭到拒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后的制裁手段：罢工。30

在1月2日星期日这一天，6,000名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在工人协会纳尔瓦（Narva）分会开会，投票决定次日罢工抗议解雇。到了星期二，他们已经关闭了工厂，使超过12,000名工人停止工作。他们的要求是：让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成立工人代表委员会来监督工资标准，八小时工作制，停止加班和免费医疗保健。普提洛夫工厂的罢工者开始走访其他工厂，到了周末，圣彼得堡超过400家工厂的110,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31

工人协会领袖认为这个机会不仅能够巩固自己的组织，还可以采取攻势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新主张。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由于又一次军事挫败——旅顺港海军要塞的沦陷——的消息刚好传到首都，政府的威望跌至新低。1月6日星期四，沙邦宣布了他的计划：他将率领一支和平但庞大的罢工工人游行队伍前往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冬宫外的宏伟广场，在那里向沙皇本人呈递请愿书。游行将于1月9日星期日举行。32

沙邦的请愿书全盘纳入了“秘密纲领”中的改革方案，包括公民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八小时工作制。沙邦附上一篇致沙皇的前言，加入了一条更进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要求：一个由普遍和平等的投票选举产生的议会。这项主张反映了沙邦过去一年的思想变化——在卡列林一伙、自由主义活动家和政治动荡的激昂气氛的影响下——而且与解放同盟的民主政治秩序目标非常接近。33

到了星期三，工人协会办公室成了罢工的神经中枢。在法纳雪夫所负责的维堡（Vyborg）分会，一群又一群罢工者把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工人协会会员则帮他们起草要交给老板的罢工要求。星期四，分会领导人开始告诉人们游行的事，并且要求大家在纸上签名，以便同请愿书一起呈递给沙皇。在办公室外的街道上，工人协会会员与罢工者混在一起，鼓吹把争取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与更广泛的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结合起来。法纳雪夫等工人协会领导人从去年春天开始就在会员中进行的谨慎的政治游说现在终于有了成果。34

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种激动的情绪感染着参加城市各处的室内会议的罢工者和工人协会领袖。一位社会民主党党员在描述一次会议时写道：“会议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神秘、宗教般的迷狂气氛中，成千上万人连续几个小时人挨人地站在燥热、密闭的会场里，如饥似渴地聆听工人们毫无矫饰、极端有力、简单、热情、声嘶力竭的演说。”在一个分会上，演讲者问群众：“同志们，如果统治者不愿接受我们，也不想读我们的请愿书——我们该如何回答？”听众的回答震耳欲聋：“那我们就不要沙皇！……不要沙皇！……不要沙皇！”35

尼古拉二世直到星期三才听到骚动的消息。计划举行游行的消息星期四才传到政府。沙邦预先把请愿书寄给了许多官员。沙皇的大臣们决定万万不可让尼古拉二世亲自接受请愿书；事实上他已经离开首都，前往附近沙皇别墅的皇宫。他们还决定不宣布戒严，因为财政大臣正在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洽商一笔急需的贷款，不希望发生任何可能吓跑金主的事。相反，政府计划展示军力，用军队封锁通往冬宫的路。他们安慰自己说，游行者只要看到有士兵阻拦就会撤退，既不用让步，也不用流血。政府于星期六发出警告：“不容忍街头集会或游行……为防止群众骚乱将依法采取果断措施。”36

星期六晚上，沙邦与法纳雪夫等人开会商讨准备工作。沙邦担心革命派会试图改变游行的目的，携带红旗和激起暴力。因此他们决定禁止携带武器，以免给政府暴力攻击游行者制造借口，沙邦当晚撰写了一封致沙皇的信笺，向沙皇保证亲自接受请愿书不会有任何危险。游行领导者还制定了发生暴力事件时的应急计划，并要求卡列林的妻子组织工人协会的女会员照顾受伤者。最后，他们找了一位摄影师合影。37

他们知道游行可能以殉道收场，因此交换了亲人的姓名，以便在罹难时有人通知家属，还写下了诀别信。工人协会主席瓦西列夫（Ivan Vasil'ev）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纽莎（Niusha），如果我没有回来，如果我被杀害了，纽莎，请不要哭泣……把瓦尼乌拉（Vaniura）养大，告诉他我是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牺牲。”他们也为其他游行者的牺牲做好了准备。法纳雪夫所写的关于周六晚间聚会的文章说：“大家都承认他们对过程中的牺牲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没有人怀疑”当局会使用暴力。另一个人写道：“一次行动的短暂牺牲好过百年的痛苦。”38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2:33

本帖最后由觉悟于 2011-9-28 01:1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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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5）——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全民抗争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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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法纳雪夫天不亮就起来了，他喝了一杯茶后向家人道别，然后在清新凛冽的空气中出发前往维堡分会。他到那里时已经有一大群人等在分会办公室了。他吩咐在十一点之前到达的人自行朝冬宫广场进发，这样他们就能在军队封锁聂瓦河上的桥梁之前抵达那里。中午时分，他和数百名十一点之后抵达的工人开始沿着德佛兰斯凯亚大街（Dvorianskaia Street）向冬宫进发。

他们走到街尾就看到步兵和骑兵等在那里。当他们走到500步之内时，一声信号响起。雪亮的军刀在阳光下闪烁，骑兵们冲过来，把游行者驱赶到十字路口。人们或翻墙，或夺门而入，逃进路边的院子，院子里挤满了寻求庇护的工人。骑兵经过后，法纳雪夫发现还有大约二十个人倒在街道上，还在匆匆往路边爬，帽子鞋子丢了一地。不久，骑兵又掉头再次向街道冲锋，用军刀刀背将仍然留在街上的人打倒。大约十分钟之后，人们发现军队显然已经开往其他地方时才离开院子。许多人回了家，但法纳雪夫和其他人转身继续朝广场行进，有些人则穿过冰冻的聂瓦河以避开进一步的冲突。39

与此同时，沙邦正带领着最大一支游行队伍从工人协会纳尔瓦分会出发。在横跨塔拉卡诺夫卡河（Tarakanovka River）的桥上，他们遭遇到因听说有革命行动而刚刚抵达城里的伊尔库茨克第93步兵团（93rd Irkutsk Infantry Regiment）。士兵们原本就紧张，当他们看到领头的游行者不顾警察让他们后退的要求，反而手挽手向军队前进，就更加紧张了。一位罢工者日后回忆道：“一开始，群众向广场行进，然后看到士兵准备动枪，领头的游行者便开始跑向他们，群众紧随其后。军号响了三次，士兵们两次向天开枪。群众还在跑，眼看就要到达桥梁的入口处。这时第三次近距离齐射击倒了举旗者……到处都能听到哭喊、哀号和呻吟声……由于场面过于混乱或者指挥官残忍无情，两个连的士兵又交替向人群开火七次，直到子弹用光为止。”人们四散逃到附近的街道上寻求掩护，留下数十位死者和伤者倒在血泊中。沙邦震惊了，他喃喃自语地躲藏起来，那天晚些时候，他剃掉了自己的长发和胡子，辗转来到作家高尔基的寓所。40

全市各地的游行队伍遇到军队之后都上演了类似的一幕。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两点之前抵达冬宫广场，站在那里等待沙皇。大屠杀的消息和沙邦被杀的谣言传开之后，愤怒取代了期待。两点的钟声敲响了，沙皇没有出现。军队终于开始清场，他们向示威者开枪或用鞭子和剑背抽打他们。暴力冲突持续了一天一夜，多数发生在冬宫附近及河流对岸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岛（Vasilevskii Island）上。41

政府在血腥星期天的暴力行为，不仅使沙皇热爱人民的说辞成了一句空话，还造成了革命派的煽动无法造成的效果。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原本希望他们的统治者听到他们的正义呼声，并且为他们采取行动，现在这些希望已被粉碎。没有人在表达义愤时比沙邦神父更加直截了当。星期天晚上，高尔基带着剃掉胡子的沙邦参加自由经济社（Free Economic Society）的会议，众多知识分子齐聚一堂讨论当天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高尔基站起来发表了沙邦的声明，声明说沙皇和人民之间隔着他们同志的鲜血。接着沙邦自己高喊：“和平手段已经失败！……现在我们必须转向其他手段！”在呼吁大家捐款支持工人的斗争之后，他被认了出来，会议陷入一片混乱，沙邦从后门逃跑——然后流亡海外，不再参与他所促成的运动。42

1月9日之前，反对沙皇主要是有政治意图的人们的话语。但是从那一天起，政府和反对派都要开始考虑一股全新、不可预测的力量：活跃的全民反抗运动。冬宫游行改变了一切：大众对独裁统治的服从已经破裂，国家即将开始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动乱。在组织者眼中，游行是一项胜利：沙皇的荣耀与合法性如他们所料“淹没在了血泊中”。但那天参加游行的男女并未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更多深义，他们认为自己的行动仅是一项要求正义的卑微请愿，而不是以命相搏的故意冲突。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涉入了一场运动。

沙邦的工人协会还有另一项持久的影响，但在1月9日，步枪齐射和骑兵冲锋的声音仍在人们耳中回响的时候，这项影响不易被人们察觉。圣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工人已经获得了独立行动的经验，这与独裁统治之下旧的生活方式显得格格不入。在那一年里，首都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将以其为基础发展其他组织，并经常与教育水平更高的人们合作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工人协会也产生了几位胸怀壮志、口若悬河的人物，例如后来在工人阶级政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卡列林。当工人协会成了一种记忆时，它所培养的思维习惯和领袖仍然是新的人民运动的中坚。

尼古拉二世无法区分国家的危机和他的个人事务，把一切都概括到一段简单的日记中：“悲惨的一天！圣彼得堡发生严重骚乱，因为工人想前往冬宫。城里数个地区军队被迫开枪；许多人伤亡。天啊，多么令人悲痛心碎！妈妈从城里直接去了教堂。与大家共进午餐。与米莎（Misha）一起散步。妈妈待了一晚。”43

随后的几天和几周里，沙皇缺乏政治敏感性，没有认识到连接他和他的臣民的忠诚纽带已经断裂。他认为老百姓只是被“一小撮恶棍”带坏了，只要他的政府更加坚定，就能避免混乱。于是尼古拉二世任命以铁腕著称的军人特列波夫（Dmitrii Trepov）为圣彼得堡总督，还给了他与戒严令相配的权力。特列波夫试图通过逮捕罢工组织者和工人协会领袖、取缔报刊和在发生罢工的工厂驻军来恢复秩序。这一切都强化了血腥星期天所传达的信息：碍人民的事的正是这个政权。44

不过尼古拉二世至少还有几个顾问知道他必须做出一些安抚性的姿态来重建人民对慈爱的“沙皇父亲”的忠诚。梅斯基和农业大臣尔莫罗夫（A. S. Ermolov）督促沙皇表达他对工人福利的关心。财政大臣还补充道，如果沙皇不理会工人的不满并平息首都的动乱，将有损俄国对外贷款的信用。

尼古拉二世同意做出姿态。他精心挑选了三十四名观念保守的工人，邀请他们到沙皇别墅做客——他们必须站成一排接受脱衣检查，然后聆听沙皇讲话，沙皇警告他们不要再参加任何骚乱。沙皇特赐洪恩道：“我相信劳动人民的荣誉感和他们对我不可动摇的忠诚，因此我将赦免他们的罪行。”除了这个厚颜无耻的举动之外，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有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参加的新委员会，来调查首都的工作条件——2月18日，尼古拉二世在大臣和家庭的压力下，不情不愿地给予个人和机构向内阁请愿的权利，还宣布了一项关于选举议会的语焉不详的计划。45

如果沙皇按照梅斯基的建议，早在十二月就发布这些改革措施，他或许还能多少赢回一些知识精英的忠诚。但是到了二月，即使是温和派也对这样的变革感到不满了，而政府在认为工人代表要求过分而撤消了委员会之后，也浪费了温和派所给予的一切有利条件。由此可见，社会危机虽然能迫使政府做出反应，却无法使其做更多的事。

正在沙皇犹豫不决之际，俄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工骚乱浪潮。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城市，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还要求管理者给予更好的待遇。他们在挑战雇主时不顾禁止罢工的法律，因此首先冒犯了国家。工人公然反抗这个禁止他们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政权，罢工的规模和涉及的地区前所未有。一月份总共有超过400,000名工人参加罢工，二月份有将近300,000人参加罢工。46对高压统治的反抗在二十世纪俯拾皆是，只要大众最初对现状的不满遭到镇压，就会给政治怒火火上加油。改变国家统治方式的运动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经过精心组织。但是游行一旦开始就很难遏止，除非产生分裂，受到安抚，或者取得最终的胜利。1905年一月游行前往冬宫的俄国人，以其大胆的目标和手无寸铁前往权力中心的行为改变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主动权不再握于沙皇及其大臣手中。现在人民开始决定变革的进程。

冲突纷起的帝国! \& O# j- j% o6 o# B- {

1905年春夏，整个帝国的人民开始反抗管制其日常生活的统治阶级。高层次的抗议和对政治改革的高远要求并未减少，但最激烈的冲突所针对的问题都是独裁制度的基层，而不是高层的各部门。无论是地主和雇员，还是地方官和军官，都发现他们的特权和地位受到了下层的攻击。

在这期间，当局仍然被惰性所控制。沙皇不愿进行重大改革，而他的士兵和警察也无法压制住人民。对日战争的最新两次挫败——陆上的奉天会战和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s）海战——只是加深了政府的无力感。对马海峡海战尤其令人深感耻辱：在经过数月的航行之后，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Baltic Fleet）竟在几个小时之内全军覆没，和谈随即展开。

在这种失败的气氛中，士兵无心执行任务，尤其是在上级要求他们恢复工厂区和发生农民暴动的住宅区的秩序时。某些部队的士兵还参加政治集会，阅读革命宣传品，反抗思想横溢军中：一个步兵团百般阻挠政府逮捕一名士兵，一个步枪连拒绝进行射击练习，直到政府释放一名被监禁的连队成员。47

军队、城乡、俄国的心脏和帝国的边陲爆发动乱的原因不止一个。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不满。士兵的薪饷过低，以至许多人不得不出售部分面包才能勉强生活，放假的士兵不准乘坐火车的头等和二等车厢，不准上酒吧或餐厅，甚至不准进入部分街道和公园。农民对必须支付的税收及自己与当地贵族之间在拥有土地上的巨大不平衡感到愤怒。帝国的非俄罗斯民族则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居于附属地位感到不满，并且要求自治。48

这些不满都存在已久，它们之所以同时爆发出来，是因为异议分子现在所面对的政府由于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残杀自己的人民而声名狼藉。人民不再信任沙皇，他的将领也因战败而蒙羞。国家的老舵手面临着一片遍布冲突的汪洋。

2月8日，处于帝国的农业心脏地带的库斯克（Kursk）省的农民开始暴动。成百上千的农民以教堂的钟声和篝火为信号，推着推车，成群结队地前往当地的庄园，闯进仓库运走谷物，然后根据各家要供养的人口数来分配。49

2月18日，政府宣布格鲁吉亚进入戒严状态，并派遣了10,000名士兵进驻当地。偏远的古利亚（Guriia）地区的农民从1903年起就不听从任何政府当局的命令了。他们拒绝缴税，烧毁沙皇的画像；还杀死了几名官员（掘墓人拒绝埋葬他们，将其作为抵制行动的一部分）。古利亚地区的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古利亚社会民主委员会（Guriian Social Democratic Committee）手中，该委员会每周举行公众集会，会议的特色是无拘无束的辩论。实际上古利亚早已成为自治的农民共和国。长期宣传不与国家权力合作的伟大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写信给一位住在格鲁吉亚的追随者，告诉他古利亚人正在做的就是他二十年来所写所想的。托尔斯泰说，他们既不寻求政府的帮助，也不攻击当局，而仅仅是让自己独立于统治者。50

在赫尔松（Kherson）省的塔拉席诺（Talashino）村，农民们开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寄给圣彼得堡的政府。请愿书写道：“陛下，我们的要求十分重要！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农民承受着国家的各种苦难，各种错误：我们的祖先因为俄国的扩张而流血；两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忍受着奴役，让特权阶级得以养尊处优……许多世纪以来，我们必须缴纳无法承受的大量捐税。”然后请愿书要求民主选举议会，公民自由，重新分配土地，改革地方政府和大赦政治犯。51

在主要纺织中心伊凡诺弗（Ivanovo-Voznesensk），超过30,000名工人于5月12日发动罢工。各工厂选举工人参加代表大会，代表罢工者出面交涉。代表大会拟订了一份要求清单，包括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产假，以及言论和结社自由，大会还组织了一支民兵，以免发生暴力。直到五月下旬，军队攻击参加集会的工人，鞭打多人并杀害若干人之后，罢工才转向暴力：工人连续八天暴动、抢劫，并且在街上与警察和士兵混战。罢工一直延续到六月底，雇主在当局的压力下做出了一点让步，疲惫不堪的罢工者才返回工作岗位。52

6月14日，黑海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的水兵派代表向军官控诉他们吃的肉都长了虫。一位愤怒的军官开枪射杀了水兵代表。水兵哗变，杀死了几个军官，并且在船上升起了红旗。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担任指挥，当晚，波将金号驶进敖德萨（Odessa），这个重要港市当时正被罢工的狂潮席卷。波将金号的抵达激起了一场示威，接着演变为暴动、抢劫和纵火。官员宣布戒严，波将金号返回公海，最终在罗马尼亚靠岸，水兵在那里投降了。53

整个俄罗斯帝国的下层阶级都在围攻政府机关和大财主。这些行为多数是由于受到了国家暴力的刺激，许多暴力事件又促使当局进行镇压。但是古利亚共和国和伊凡诺弗代表大会的建立等事件也为激动不安的大众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工人农民在对雇主、地主或地方官员采取直接行动的同时，也要求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

组织工会虽然仍然是违法的，却是争取一席之地的最常见做法。工会常常在自发的罢工中形成。血腥星期天之后，圣彼得堡的排字工人也开始罢工，以迫使雇主同意提高工资水平。但是当罢工由于该产业中其他工人拒绝配合而失败之后，组织者决定印刷行业中所有工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并于六月组成工会。一月至九月间成立工会的尝试总共有四十次之多，但多数都停留在只有少数几个核心活动家的阶段。54

这种全新的民众力量的潮流，也影响到了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1905年的头几个月里，首先是律师，然后是医生、教师、药剂师、农学家、作家、工程师、学者和兽医，都建立了全国工会，拟订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那年夏天，莫斯科的农民组织达到高峰，超过二十个省的农民开会选举了农民代表。代表们一开始在一所医院里，然后在一座谷仓里秘密开会，他们通过决议，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教会和皇室拥有的土地，建立国民议会。55

所有这些反对运动都已经超出了国家的镇压能力。虽然沙皇的密探和地方长官只要一发现罢工的组织者和其他活动分子，就毫不犹豫地加以逮捕，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来控制帝国的每个角落。俄国单位人口的警察人数远少于英国和法国；举例来说，在农村地区，一名警察一般要负责2,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和50,000人。这个政权可能残酷无情，却不可能无处不在。

除了组织自己和躲避警察之外，反对沙皇的人还努力在没有自发支持的地方动员民众的支持，在已有自发支持的地方巩固这些支持。工人已经成为一支威力强大但难以驾驭的政治力量，有着多年地下斗争经验和强烈的意识形态驱动力的社民党人怀着满腔热忱来着手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在工厂散发传单和报纸，还投身于组织工会的工作中。不过，虽然其领袖和理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工人所熟悉，但社民党的两大派系——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没有吸引到多少成员，也没有能够改变劳工运动的方向。56

自由主义者虽然声称与工人团结一致，但他们认为由于自己是杰出的男女，所以也是社会的天然领袖，因此可以指望工人会听从他们的领导。结果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仍然是“一群没有军士的将军”。57

不过，在俄国反对运动的春天和夏天里，军士并不缺乏。社会各阶层——农民、工人、士兵、学生、专业人士——都参与其中。报纸通过报道抗议活动和谴责政府来公然反抗审查制度。人们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未经批准的团体激增。面对这些，政府连基本的公共秩序也无法维持，普通犯罪猛增，流氓恶棍四处滋事，还迫害犹太人。简单说来，国家已经失去了控制力，之所以还在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反对派缺乏协调合作。跨越民族和阶级界限的全民组织始终没有出现。到了秋天，一种有价值但却迟来的整合不同团体、发起反对独裁制度的决定性运动的努力终于出现，并且为反对派赢得了最伟大的胜利。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2:36

回复 5#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6）——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为争夺权力而罢工6 f5 J4 j% `. Z% q7 @) k

) c& ?) g, I* E. C6 u7 |( ?9 I( z“同志们，停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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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在几个月的无所作为之后，于8月6日批准成立咨询议会，或称杜马。杜马将在间接选举之后于1906年一月召开。不过投票权限制极为严格，以至于圣彼得堡的一百多万人中只有约7,000人有投票资格。工人事实上被排斥在外。而且杜马的功能仅限于对立法进行初步审议。沙皇的谕令说，这个新机构将保护“关系到独裁政权本质的、不容侵犯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这给他不愿接受真正的民主改革提供了新证据。新一轮冲突不久就要到来。58

与一月里发生的事情一样，工人再次走到了第一线。9月19日，莫斯科一家工厂的印刷工人罢工，提交了一个要求清单。到周末时，罢工已经使该市多数印刷厂关闭，工人们选举代表组成叫做“苏维埃”的委员会，以便协调罢工。不久之后，面包师、木匠和金属工人也罢工了。到了十月初，罢工转至圣彼得堡。

罢工者的动机一开始是钱而非政治。他们要求雇主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男女工人平等，还要求老板以礼相待。但实际的罢工行动使工人必须面对军队。9月22日，打破印刷厂窗户并威胁未罢工者的罢工工人在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下被警察和士兵包围。一位目击者报告说：“哥萨克靠近了，人群里突然响起了枪声，一位宪兵在马上摇晃，然后摔了下来。群众……转身就跑。骑马的哥萨克立即追击。”金属工人和面包师也陷入了类似的冲突中，数十人受伤，若干人死亡。59

与血腥星期天一样，政府的反应把劳资矛盾政治化了。用印刷工人工会散发的传单上的话来说：“我们和平的经济斗争直接把我们引向了一些人之前想要避免的情况——把我们引向政治斗争，引向反对独裁的斗争。”到了十月初，印刷工人通过了一个决议，宣称：“只有当全体人民经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投票，选举出代表来管理国家时，我们才能在与雇主斗争时得到保护免遭警察的残暴对待。”60
不过，与血腥星期天不同的是，这次工人不是孤军奋战。现在他们的斗争是更大的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的一部分。政权知道自己面临威胁，但不知如何应对。八月下旬，特列波夫敦促沙皇恢复过去二十年中中断的大学自治。这么做意味着大学教员可以允许学生举行集会。曾被一位同事描述为“大概从没读完过一本正经书”的特列波夫认为，这会把学生的注意力从街上和政治活动中吸引回校园里，使反对运动减少一股力量。61

学生却使这位总督对自己的决定追悔莫及。他们于九月初返回学校，教室里白天上课，晚上则挤满了举行政治集会的学生和政党活动家。工人也涌入大学举行大会，邀请革命党人来演讲。官员们会毫不犹豫地派军队躯散工厂区举行的这种集会，却不得不容忍校园中的集会，希望兴奋情绪会逐渐消退。62

在街头上，工人和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开始亲密合作。10月2日，学生、专业人士和工人把一位大学校长的葬礼变成了一场政治游行。他们沿着纳夫斯克大街（Nevskii Prospekt）向市中心行进，数次与军队发生打斗，许多人手持红旗，高唱革命歌曲。在冬宫附近的海军广场（Admiralty Square）上，他们跪下，脱帽，合唱圣歌，以纪念血腥星期天的殉难者。63

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动机混杂在一起，使反对运动更加强大，“全俄铁路职员和工人工会”（All-Russian Union of Railroad Employees and Workers）就是其微观表现。工会组建于1905年四月，已经从经济问题转向关注能够使总数超过700,000名白领和蓝领铁路员工团结在一起的政治目标。七月，工会决定推动政治性罢工。几个月以来，准备工作进展甚微，但到了十月初，当九月份开始的罢工浪潮逐渐退去的时候，莫斯科的工会领袖终于要求各条线路的铁路员工于10月4日开始罢工行动。64

普通员工反应迟缓，但10月6日，莫斯科-喀山（Kazan）线的火车司机自行采取了行动。那天晚上，一群司机在拒绝行使货运班次之后劫持了一个火车头，驶到彼罗沃（Perovo）站，在那里通电宣布全国铁路罢工。接下来的两天里，火车司机、行政职员和该线路的车间工作人员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召集其他开往莫斯科的线路的工人。驻守车站的士兵并未多加干涉。工会提醒工人们：除非他们赢得“政治自由”，否则他们希望赢得的任何经济利益都是毫无意义的，工会于10月9日发出一份要求清单，其中包括言论和集会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大赦宗教和政治犯。65

罢工的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播，一座又一座城市的铁路工人关闭车站，停驶火车。在莫斯科南边的卡卢加（Kaluga），从莫斯科驶往基辅的火车没有按点进站之时，罢工宣告开始。当晚，另一条经过卡卢加的线路的电报员发出他们自己的罢工消息后也开始罢工，把罢工的浪潮推向其他城市。此举使萨马拉（Samara）市的邮政服务中断，于是罢工又扩展到另一条线路。在南方的工业中心伊卡德连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铁路车间的职员和技工于10月10日开始罢工，并且在总站集会。军队抵达时，工人们就分散开来。一些人接管了一列火车，驶往尼兹涅普洛夫斯克(Nizhnedneprovsk）市，将罢工带到了那里的车间。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连锁反应已经使整个帝国几乎所有铁路线路的服务陷入瘫痪。66

铁路罢工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成为总罢工的催化剂，总罢工使俄罗斯帝国多数城市的生活陷于停顿。在莫斯科，一队队铁路员工分别进入各个工业区，说服工人参加罢工。与此同时，市中心的白领工人也在市政府职员的带领下走出办公室。煤气厂、自来水厂、电站和屠宰场的服务中断，市政管理也陷入瘫痪。药房职员和电话接线员也开始罢工。67

这不是一场局限于市郊工厂区，很容易被居住在高级社区里的体面市民忽视的普通罢工。这场罢工使所有人——包括没有亲自参加罢工的人——都无法正常生活。肉价飞涨，谷物供应减少，牛奶完全断货。10月16日一份报纸报导说：“煤气和电灯都没用了，无论是马拉的还是电动的街车都没有恢复工作。电报系统、电话和邮局也不工作。多数商店关闭，门窗都用木板封住了。”68
各行各业的莫斯科市民不再忙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而是聚集在大学和技术学院里，在这些地方，工人、社会主义鼓动家、学生和专业人士与商人、警察线人和小贩亲切交谈。一位观察者报告说：“来自冉莫斯克佛列雪（Zamoskvorech）的商人向工人眨眼示好，工人也做出同样的回应，而狂喜的学生则时刻准备拥抱任何高喊‘打倒独裁！’的人。”69

关于新发生的罢工和动乱的报告从帝国各地涌入首都。在哈尔科夫（Kharkov），街上的人们要求关闭磨坊和工厂。在巴统（Batum）和高加索，所有商店都关闭了，电力也完全中断。十月份总共有一百多万名工厂工人罢工，还有数十万名铁路员工、政府职员、办事员和学生参加。70

10月11日，圣彼得堡的铁路工人终于投票决定参加罢工，并于次日中断了全部四条通往首都的铁路的交通。第三天，大型金属工厂的工人罢工，并且开始走访附近的小工厂。欧布科夫钢铁厂的罢工者出现在拉斯特里耶夫（Rasteriaev）工厂的大门口，要求该厂的工人参加罢工。厂内的工人丢下工具，在工厂里到处走动，大喊：“同志们，停下工作！”几分钟之内，马达和机器都停了下来，人们脱下工作服，向老板提出政治要求。71

在工厂区一个又一个企业的工人发动罢工之际，另一些人则把罢工推向市中心。接下去几天里，印刷工、钟表匠、办事员、电话接线员，甚至演员和小学生都离开自己的岗位。大学成为一切的中心，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讨论自己的选择和需要，决定是否参加运动。7210月12日晚间，办事员工会领袖斯维区科夫（D. Sverchkov）来到大学，发现会议厅、礼堂、楼梯和平台上都挤满了人。他努力穿过人群进入大厅，然后正当他在敦促数千人参加罢工的时候，有人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说该市的电站即将关闭，大楼里将一片漆黑。斯维区科夫让学生分发折成两半的蜡烛。他事后写道：“有人点燃了蜡烛，一根又一根，成千上万微小的火光在大厅各处燃起。我从讲台上看下去，胸中不禁升起一股狂喜：我们似乎在……为死去的独裁制度举行追悼会。”聚会结束后，大厅也打扫得干干净净以供下一个团体使用，斯维区科夫离开学校，走过聂瓦河朝家走去。平时总是五光十色、十分热闹的聂夫斯基大道(Nevskii Prospekt)空无一人，灯光熄灭，商店橱窗用木板封住。只有巡警的马蹄声打破了寂静。这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73

“手持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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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彼得堡的罢工者虽然与其他市民一起参加总罢工，但作为反抗现政权的一股力量，他们也有与众不同之处。社民党中的孟什维克派从夏天起就催促工人成立基层组织。孟什维克不是等待国家实施改革，而是希望工人采取主动，发展自己的组织，这也是后来二十世纪的非暴力斗争中，群众运动的行为方式。10月10日，他们号召首都的工人选举代表组成彼得堡全体工人委员会（Petersburg General Workers Committee）。三天后，40名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两天后的第三次会议有来自将近100家工厂和许多工会的266名代表参加。10月17日，委员会投票更名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Deputies)。74

当时包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革命团体代表正在为谁当主席而彼此不和，因此苏维埃选举了不属于任何派系的年轻律师诺沙（Georgii Nosar）为主席。诺沙曾经两度被流放西伯利亚，他生活富裕，却对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很有同情心；他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还帮助他们起草请愿书。苏维埃还决定让主要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执行委员会。这些活动家多年来一直藏身地下，冒着被捕、入狱和流放的危险印刷非法传单，为“有知识的”工人组织小团体，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社会主义者终于走上了人民运动的前线。75

他们当中知名度最高的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一个孟什维克。他原名布朗胥坦（Lev Bronshtein），生于俄国南方大草原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工程师。托洛茨基没有满足父亲的愿望，反而投身激进的地下活动，结果在沙皇的监狱中度过了二十岁生日。被流放西伯利亚之后，他逃到西欧，参加了伦敦和日内瓦的流亡马克思主义者小团体。听到血腥星期天的消息之后，他用假护照回国；随后躲藏在芬兰，然后在十月罢工达到高峰时抵达圣彼得堡。托洛茨基是一个才华出众，有着超凡魅力的人物，他成为该市革命派的领袖和苏维埃的重要战略家。

自认为是反对运动先锋的苏维埃陶醉在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权力感中，他们不仅对政权发出威胁，也开始对社会上其他挡他们路的人发出威胁。代表们要求该市的工厂主和店主关闭企业，参加总罢工。但呼吁伴随着警告：“如果你们不服从这项要求，你们的商店将被砸毁，机器将被破坏……关掉工厂、磨坊和商店，趁现在还来得及，以免你们成为人民怒火的牺牲品。”代表们不明白罢工扩散得如此之快是因为它是非暴力的，而在他们很快明白这一点之后，政权就带着大量的经验和资源参加了这场暴力游戏。76

在其他方面，苏维埃能够更有效地控制事态的发展。每天晚上，代表们都会不做警告地来到不同的印刷所，占领车间，然后在支持他们的印刷工的帮助下印刷《消息报》（Izvestiia）。10月19日，罢工逐渐平息的时候，苏维埃采取行动结束了圣彼得堡的审查制度。代表们警告说，排字工和其他工人将拒绝印刷遵守严厉的出版法、在出版前将其内容送审的报纸。拒绝配合的印刷工将被其他工人排斥。苏维埃事实上是在该市颁布了新的出版法，几乎所有的报纸都遵守了。77

工人协会是由沙邦神父和他的小圈子自上而下领导的，苏维埃成员则更喜欢民主决策。在技术学院召开首次会议之后，他们搬到附近著名的知识分子俱乐部自由经济社的大楼中。代表们每晚穿着工作服聚集在这座宏伟但破旧，有着镀金壁柱和寓言画的建筑中。他们在入口处脱掉套鞋，进入挂有将军、显贵和沙皇本人的画像的主会议厅。在绿色长桌前听完报告之后，执行委员会就退到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做出决议，然后回到会议厅里提交决议供讨论和批准。78

苏维埃与工会、专业团体和成千上万普通人的轻率行动一道，帮助把十月罢工变成了一场生机勃勃的非暴力运动，这是二十世纪的首例。他们没有发动正面进攻，也没有像沙邦的工人们一月份曾经试过的那样向沙皇请愿，希望他答应自己的要求，他们只是停止工作，并且宣布在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不会复工。国家能够镇压示威活动，逮捕其领袖——事实上国家经常这样做——但国家却不能强迫人们去工作；而且在铁路、电报、银行和电厂都关闭的情况下，国家也难以维持运转。

总罢工通过瘫痪连接首都和国家其余地方的交通和通讯网络，使国家陷入了混乱。地方官员得不到中央的明确指令来指导其应对措施，而高级官员也缺乏关于各省情况的信息，经常根据传言采取行动。即使是待在海边彼得夏宫（Peterhof）的沙皇的家务事也不免受到罢工的影响。铁路交通中断意味着他的官员不得不乘船从首都去晋见他，根据他10月12日的日记，这种情况至少一次推迟了他的午餐。79

尼古拉二世对人民运动与他的政权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丝毫不以为意。据一位亲信说，沙皇生活在“非常愚蠢的虚幻天堂中，认为自己像以前一样强有力，大权在握！”等他终于恐慌起来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使用武力，但他的大臣们当时已经认识到这样做对恢复多数铁路线的服务毫无用处：罢工规模太大，超出了军队的控制能力。于是沙皇要求特列波夫平定各城市的动乱。10月12日，总督命令警察局长镇压所有破坏活动，两天之后，他在街上张贴布告：“我已命令军队和警察在遭到群众抵抗时立即采取最坚决措施镇压这种[制造动乱]的企图——不对空开枪，不惜子弹。”80

公众并没有被吓住。就在特列波夫发出警告的那天，圣彼得堡有40,000人上街示威，大学礼堂里也充斥着平常的政治集会。警察和军队没有出面落实特列波夫的威胁。莫斯科和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虽有暴力事件发生，但并不都是由当局引起的。镇压无法平息抗议的浪潮。与血腥星期天一样，政权发出的暴力信号只会激怒反对者。81

强制手段眼看已经失败，政府内部的改革声音又出现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内阁主席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他曾在对日和谈中为俄国赢得了有利条件。维特是一个聪明、傲慢的人和手腕高明的政治家，他不是独裁政府的反对者；事实上，他对一年前梅斯基改革方案的失败负有部分责任。但现在维特认为，政府只有做出重大让步才能挽回局面。他在一份呈给沙皇的报告中指出，政府没有区分合理的变革要求和极端分子的煽动。社会中理性温和的人们正在争取自由，政府不能堵上这条路。国家必须通过把即将到来的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和制定保障公民自由的宪法来“把自己置于自由的旗下”。他指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成为一个愿意血洗国家的独裁政权。82

但是这两种选择沙皇都不喜欢。后来他告诉他的母亲，他可以“任命一位精力充沛的军人，用一切可能的力量镇压造反。”不过“那样也只会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几个月之后我们就会再次被迫使用武力，俄国将会血流成河……另一条路是给人民公民权——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人身不可侵犯；此外，还有义务通过国家杜马来指导所有立法计划——这本质上就是立宪。”83

沙皇苦苦思索了几天。他问特列波夫的意见，特列波夫建议他按维特的建议做。但是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却选择镇压，并让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担任军事指挥。但是大公极为激动地威胁说，如果沙皇按此方针行事，他就在沙皇面前开枪自尽，沙皇这才改变注意，决定签署宣言，承诺改革。这项文件立即发布，当晚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经过这么一天之后，我觉得头脑沉重，思维混乱。求主帮助我们，拯救俄国，使俄国实现和平吧。”84

《十月宣言》（October Manifesto）极为简短——政府将实施三项重要改革：政府将“根据人身不受侵犯，良心、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原则”给予“基本的公民自由”；政府将扩大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最终目标为全民普选；政府还将给予杜马批准法律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宣言结尾呼吁：“俄罗斯的忠诚儿女……帮助结束这场前所未有的动乱，并与朕一同为恢复我们祖国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一切努力。”沙皇既已做出让步，便不会再容忍他的帝国有任何动乱。85

“感谢上帝，《宣言》已经签署。现在新生活即将开始。”特列波夫写道。尽管人们认为他是独裁制度的捍卫者，但他也开始认为改革能够达到镇压无法达到的目的。一开始，特列波夫的乐观似乎是有根据的。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人们上街欢庆，莫斯科市议会通过决议支持宣言；首都议会给沙皇发电报，颂扬他为“自由国家的沙皇”。一家报纸欢呼道：“让我们作为自由人，作为自由、宪政的俄罗斯的公民而拥抱吧。”86

但是这一天结束之前就有迹象显示，宣言可能不足以安抚反对派。在莫斯科的自由派卡德党（Kadet Party）成立大会上，演讲者声称这些变革并不足以建立民主制度。社会主义者更加尖锐地谴责宣言只是欺骗工人阶级结束罢工的诡计。列夫•托洛茨基在一个大学的阳台上坚决地向一大群挥舞着红旗的工人和学生指出斗争尚未结束。托洛茨基大吼：“公民们！现在我们已经把统治集团逼入墙角，他们承诺给我们自由，但是自由的承诺就等于自由吗？……我们必须手持刀剑捍卫我们的自由。至于沙皇的宣言，看，它只不过是一张纸。它就在你们面前——在我的手心里被揉成一团。今天他们发布它，明天就会拿走，撕得粉碎，就像我现在在你们眼前把这纸上的自由撕得粉碎一样！”87

依然斗志昂扬的不仅是激进分子；右翼分子也掀起了一连串暴力事件。被称作“黑色百人团”的右翼群众连续数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街头徘徊，砸毁商店橱窗，殴打甚至杀害学生、工人和其他被怀疑参加革命活动的人。警察容忍甚至鼓励他们。在这两大城市之外，混乱情况尤甚。非俄罗斯人和非基督教徒是攻击的主要目标。在里海石油城市巴库，黑色百人团蓄意攻击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基督教徒，但不是东正教徒），希望把他们赶走，杀死超过六十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尤其血腥。基辅有12人被杀，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有34人被杀，明斯克有54人被杀，敖德萨有超过500人被杀。与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一样，有证据显示地方当局和警察参与了这些事件。88

由于激进派信心倍增，不彻底摧毁独裁制度建立共和誓不罢休，而反动派却不愿把街道让给政权的敌人，于是也野蛮地进行反击。宣言标志着圣彼得堡街道上从冰天雪地的一月开始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新阶段。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2:38

回复 6#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7）——非暴力抗争一百年0 P0 Q' E% |# ^; T# x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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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N, @2 O! J" g' ^8 V! H2 g6 u“几乎毫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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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之后的几天里，《消息报》上的一篇社论描述了《宣言》发布之后的矛盾状态。文章坦言：“我们得到了集会自由，但我们的集会却被军队包围。我们得到了言论自由，但审查制度仍然存在……我们得到了学习自由，但大学却被军队占领……我们得到了维特，但我们还有特列波夫。我们得到了宪法，但独裁制度仍在。”89

宣言承诺改变政府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但一纸文件本身无法带来这种新秩序。就在沙皇和他的大臣们还在争论如何落实宣言的时候，圣彼得堡的市民已经把自由据为己有。报纸更加大胆地报导和评论各种事件，市民们抢购支持各种政治观点的出版物。其中最具煽动性的是像《机关枪》（Pulemet）这类的讽刺刊物，里面印有反映官员们和沙皇的嗜血和残暴的漫画。当局偶尔会突击搜查某家出版社，但没有试图有计划地扑灭这种新出现的事实上的出版自由。

拉斯特里耶夫金属厂的工人们再也不用把自己的地下报纸藏在机器下面。他们公开阅读苏维埃的声明，并且张贴革命党的决议。十月底至十一月，圣彼得堡每周都要举行几十次公众集会。人们排队涌入礼堂，聆听关于政府与法律的原则的演讲。1905年秋天，新的工会不断涌现，遍及各行各业，包括裁缝、面包师、烟囱清扫工、家庭佣人和警察。90

这段著名的“自由时光”不只局限在城市里。乡村的农民也集会讨论宣言，并且邀请教师、农学家等“农村知识分子”来发表演讲。在离莫斯科仅150公里（93英里）的马尔可夫（Markovo），村民大会投票决定扣留税款，拒服兵役，拒不服从地方官员的命令，直到民主、全民公共教育、大赦政治犯和土地重新分配等要求得到满足为止。他们宣布成立“马尔可夫共和国”，选举了总统，还控制了学校和刑事法院。91

士兵和水手也把《十月宣言》当作旧规则不再适用的信号。在波罗的海小岛上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服役士兵要求缩短服役时间，提高薪饷，允许参加公众集会和出入公共场所，有权饮酒和选举纪律法庭。水手们认为沙皇给予人民“公开集会”的权利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说明自己的需要”，因此，他们对一位步兵同伴因向指挥官提出要求而遭到逮捕感到怒不可遏。数千名水手暴动，他们捣毁商店，冲天鸣枪，还袭击军官和平民。结果有26人被杀，2,000多人被逮捕。

10月17日之后的六个星期里总共有超过一百次军事政变。与喀琅施塔得的政变不同的是，这些政变多数是在军官们至少部分答应服役士兵所提出的要求后和平结束的——同时也默认不再保持军官下令士兵服从的军事纪律常态。这对沙皇的官员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国防大臣列第格（Aleksandr Rediger）将军回忆道：“每天都收到十几起不同单位报告的骚乱事件！很明显，连军队也靠不住的时候快要到了，崩溃要开始了！”92

俄国人从未感受过言论、出版、集会和组织的自由。他们享有这些自由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而是因为他们夺取了这些自由，而当局惊慌失措，没有阻止他们。孟什维克领袖费丹（F. I. Dan）在致德国社会主义者考茨基（Karl Kautsky）的信中写道：“我们仿佛生活在一种陶醉的状态中；革命气氛就像美酒一样使人陶醉。言论和集会自由事实上几乎毫无限制。气氛简直太棒了。”93
不过“自由时光”也是危险的时光。虽然右翼极端分子最猛烈的攻击已于十月结束，但零星的暴力事件仍然存在，一场新的风暴也在发出威胁。十一月初，右翼运动开始通过新成立的俄罗斯人民联盟

（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URP）组织成形。俄罗斯人民联盟吸引了希望稳定的商人、在旧制度下取得成功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及一些农民和工人。它在捍卫独裁制度的同时还沾满了阴谋论的污泥。俄罗斯人民联盟成员根据捏造的《锡安长老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认为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阴谋集团在俄国发动了革命，以便在基督教世界制造混乱，以此来实现犹太人霸权。俄罗斯人民联盟要求政府进行镇压，还组成了杀手团暗杀反对派领袖。94

右翼的呼吁使沙皇恢复了信心。他在10月27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全体忠诚的人民”正在反击一小撮使他们误入歧途的“坏人”，其中包括“犹太佬”，也包括俄罗斯知识分子和煽动者。尼古拉二世收到的大量电报使他相信舆论已经转向反对革命。维特向他保证改革会带来和平；但是没有，现在是结束混乱的时候了。95

就在尼古拉二世越来越焦躁不安的时候，维特的影响力也下降了。尽管维特的履历十分出色，但他在宫廷里却一直是个外人——这部分是由于他娶了一位离过婚，而且据传是犹太人的女人为妻。现在沙皇对改革失去了信心，便开始倚重宫廷统帅特列波夫。在尼古拉二世看来，特列波夫既坚决果断又忠贞不二。但在知识分子眼中，特列波夫是残暴愚蠢的俄国军方的代表。维特后来写道：“特列波夫和所有无知的人一样，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很简单：如果人民暴动，就打击他们……”96一连串新获得的自由，死灰复燃的暴力活动和暗中在改革和反动之间摇摆不定的政府，使得反对派处于转折点上。反对派从迫使沙皇发表《十月宣言》中赢得了几个月前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胜利，但许多人却得寸进尺，想要得到更多。施压太猛会使维特进一步失势，刺激沙皇进行镇压，这会抹杀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如果他们在沙皇垂死挣扎之际停止斗争，就会失去取得更大胜利的机会。而且无论他们采用哪种做法，至关重要的是要保持那种推动十月罢工的同舟共济感。

“暴力冲突...正在临近”9 e& V& J) V/ T- q; p7 @. \+ b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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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罢工不是由哪个政党、工会或其他组织单独推动的，也没有哪个人是核心或主谋。十月罢工期间，使政权的反对者能够一致行动的，是之前各种团体为了在公民自由和代议政府这两大主要目标之下团结起来所做的大量工作。记者和印刷工、工程师和金属工人之间有许多分歧，但过去一年中发生的事件却教会了他们如何把精力集中在共同的目标上。现在自由似乎已经到手，他们的团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十月罢工期间在莫斯科成立的卡德党，是“自由时光”中自由派的主要组织。他们现在的目标是继续发展十月中成熟壮大的反对派，劝说政府遵守其诺言，努力在新秩序之下实现更进一步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对卡德党人来说，革命已经结束，其余的事情就是在已经取得的进步基础之上进行巩固和建设。

卡德党和解放同盟一样，代表着超越阶级和党派界限的反对运动。他们宣扬民主和宪政主义，认为这些理念可以让地主和自由派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团结在一起。但是与解放同盟一样，卡德党实际上只代表了人口中少数阶层的意见，主要是地主和城市精英。领导该党的律师和专业人士与不愿服从他们领导的工人和革命派社会主义者渐行渐远。

10月17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圣彼得堡工人便显示出除了政治改革之外，他们还另有所图。10月24日，涅夫斯基船舶机械制造厂（Nevskii Ship and Machine Works）的工人投票决定，通过在工作八小时后就下班的简单方法来缩短工作时间。该市其他工厂的工人也都照办。十月罢工期间原本针对政权的斗争意志，现在转向针对厂主和老板。97

十月罢工期间，雇主容忍了工人的抗议行为，许多雇主甚至还继续给发部分工资。但他们对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反应截然不同。11月10日，厂主锁上了大门，几天之内，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拒之门外。少数企业的工人向老板妥协，回到了生产线上。其他工人则拒绝任何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解决方案，继续在街头抗争。98

八小时工作制运动不仅引起雇主的敌视，也招致自由派的批评。工人们咄咄逼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使他们与就在几周前还与他们一道罢工追求激动人心的变革的政治活动家产生了隔阂。但另一方面，工人们得到了苏维埃的同情，苏维埃于10月29日通过决议支持该运动。但革命派领袖和自由派看法相同，认为经济斗争削弱了本来可以用于政治斗争的力量。一位社会主义领袖告诫支持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苏维埃代表说：“我们还没有战胜专制制度，你们就想与中产阶级为敌了。”由于运动拖延了很长时间，被关在工厂门外影响了工人的士气，11月13日，代表们要求停止行动。99

激进分子对工人阶级的角色另有打算：在消灭政权的的决战中担任步兵。在过去几个月中，社会主义者参加了各种形式的非暴力行动——罢工、示威、地下出版——但他们从未放弃自己认为暴力是革命的最终手段的信念。只要沙皇受到宪法的约束，自由派就能与沙皇共存，但社会主义者渴望推翻政权——完全彻底地推翻。而且历史上似乎有很多证据显示，只有极端的手段才能带来极端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最伟大的例子——而且很少有证据显示可以不用暴力就推翻一个准备使用暴力的政权。

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来说，全民武装暴动的形象能够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法律系学生瓦汀斯基（Vladimir Voitinskii）在几十年后写道：“我认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正在临近，我也感到有种冲动，甚至是道德义务，要在决战时刻与人民在一起……”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该党认为暴力能够达到目的。虽然他们知道政府军的武力远远超过自己，但他们认为士兵会拒绝服从开枪的命令。托洛茨基注意到有些士兵朝天开枪，而不对着平民开枪。他断言：“今天朝天开枪的士兵明天就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100

血腥星期天之后，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对手列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列宁从日内瓦写信指出：“只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是人民自由的真正堡垒。无产阶级越早武装起来，它在罢工和革命中坚守战斗岗位的时间就越长，军队就会越快开始动摇；越来越多的士兵终将认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会站到人民一边。”夏天时观察到的军纪败坏和秋天时的公开哗变都加强了这一推论，这削弱了进行新的非暴力行动的动机。101

布尔什维克整年都在游说工人拿起武器。一月份，革命派在圣彼得堡罢工者中发传单，要求他们不要跟沙邦神父去冬宫。一份传单说：“自由是用鲜血换来的，自由是用武器在激战中赢得的。”工人们当时对此充耳不闻，在春天和夏天也不理睬这种恳求。十月份，布尔什维克演讲者在大学集会上要求把总罢工变成全面起义，要求工人们10月16日带武器到大学来。但只有200人挥舞着刀子、指节铜套和小左轮手枪出席，组织者决定让他们回家而不是挑起与武装更好的军队的战斗。102

《十月宣言》之后，革命派向苏维埃争取发动武装起义。第二天，诺沙向代表们宣读了执行委员会决议，提议他们“为了最后的斗争”而武装自己，托洛茨基提醒他们准备迎接“一场对摇摇欲坠、只有一次胜利的人民起义才能消灭的君主制度的更大、更激烈的进攻。”苏维埃支持诺沙和托洛茨基的声明，但是要求沙皇下台不可避免地使革命派和从前的自由派盟友产生了隔阂，自由派没有任何推翻政府的意图。失去自由派盟友是布尔什维克乐意支付的代价；托洛茨基不信任他们在十月罢工中扮演的角色。他声称是工人在十月迫使独裁政府做出让步，现在也是武装的工人要给予最后的一击。103

不过，促使工人准备战斗的与其说是革命热情，还不如说是他们想保护自己免遭黑色百人团的袭击。十月的最后一周里，圣彼得堡有谣传说右翼团体正在计划对犹太人和其他颠覆分子展开新的攻击。拉斯特里耶夫工厂的工人们购买枪支，并且在附近的街道上巡逻。全市的工人们弄到了手枪和步枪，还制造刀子和棍棒。10月29日的苏维埃集会上，人们摆出了成千上万的武器。最后没有大屠杀发生，但武器和武装队伍却保留了下来。104

整个十一月里，苏维埃一直在鼓吹武装起义，但是革命派除了提醒工人获取武器之外，什么准备工作都没做。囤积武器——这对政府来说并不是秘密——只是促使镇压行动提前到来罢了。此外，工人们更感兴趣的仍然是与厂主做斗争，而不是对政府进行武装斗争。苏维埃——一个有民主程序的公开审议机构——也很难成为策划军事行动的理想工具。由于言辞激烈而遭到孤立的苏维埃，在沙皇政权这头猛虎面前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11月26日，警察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诺沙。其余的代表继续集会，并且选举了新的主席团，托洛茨基担任主席，不过代表们在等待政府的下一个动作时越来越紧张和沮丧。他们煽动起义的激情只是使镇压行动更为扩大。警方已经逮捕了全俄农会（All-Russian Peasants' Union）和邮电职员工会（Union of Postal and Telegraph Employees）的领导人，尼古拉二世也免除了自由派司法大臣的职务。几个再次爆发农民暴动的省已经实施戒严。到了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地方官员的紧急处置权扩大，铁路、邮政和电讯罢工都被禁止。在莫斯科，警察突袭了工人运动组织者的集会地点，逮捕了一条铁路线的收票员工会（Union of Ticket Collectors）领导人。“自由时光”就像西伯利亚针叶林中的桦树叶一样消失了。105

12月2日，苏维埃诉诸于最后的非暴力策略。秋末，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继续对日战争和应付国内动乱的成本巨大，农业歉收和持续不断的罢工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减少了政府的收入。预算赤字膨胀，黄金储备减少。只有维特正在与法国财团洽商的大笔外国贷款才能避免财政灾难。苏维埃领导人看到了机会：如果他们能对政府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给予突然一击，或许能说服法国银行家贷款给俄国风险太大，破坏维特的贷款计划，使政府陷于破产的境地。

苏维埃与农会和几个左翼团体共同发表《财政宣言》，敦促国民从银行取出存款，并且要求银行全部用黄金支付。文件宣称：“我们必须切断政府的最后一条生路：财政收入。”但是大规模民众运动所反对的不是政府的存在，而是独裁统治。因此在这种宣传之下，这种手段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存款者的支持，因此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但是随后几周内仍然有9000万卢布被从储蓄银行中取出。106

《财政宣言》促使政府做出了迅速反应：在宣言发布的当天，当局充公了圣彼得堡八家印有该文的报纸，并且逮捕了报社编辑。次日——12月3日——晚间，苏维埃代表像往常一样抵达自由经济社大楼。在讨论了几项事务之后，执行委员会才知道大楼已经被步兵、哥萨克骑兵和警察包围。托洛茨基命令代表不要抵抗，但委员会一直工作到士兵进入房间时为止。最后他宣布会议结束，在场的所有人——执行委员会和200名代表——都遭到逮捕。叫嚣武装起义的圣彼得堡苏维埃未发一枪一弹就束手就擒了。107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2:39

回复 7#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8）——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 C: K; x# d

( w+ U) j. g) {% i' g, X# R“行动毫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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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p6 h. _8 [' D十月以来，莫斯科的革命派也和首都的同志一样一心想要战斗。社会主义者领袖晋季诺夫（V. M. Zenzinov）回忆道：“武装起来！武装起来！——这是所有革命派的口号。”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莫斯科驻军的支持，因为驻军中的哗变风波刚刚退潮。但也有些人对他们是否能够获得军队的支持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士兵的不满是由于受到虐待，而不是来自对政权的敌意。另一些人则感到如有必要，他们就要独自战斗。晋季诺夫回忆道：“宁死……也不要不经战斗就束手就擒。”108

三个激进团体——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成员陶醉于骄傲的心态和自己的暴力言辞中，他们举行了会议，投票决定号召总罢工作为起义的前奏。12月7日，莫斯科苏维埃（两周前成立）支持罢工号召，得到了巨大的反响：两天内有80,000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商店关门，正常生活再次陷入停顿。109

战斗直到12月9日晚间才爆发，当时军队炮轰了一座藏有100名武装人员的建筑物。革命派为了避免人员过于集中，于是让称为义勇队（druzhinniki）的武装队伍在全市各地流动，他们不知从何处冒出来，解除小股军警力量的武装。义勇队向军队射击时，军队的反应是向人群开枪。在纺织工厂所在地普列斯尼亚（Presnia）区，似乎人人都在修筑路障：老年妇女拿来了床架，门房拖来门板，电线杆和路灯也被拖到了街上。莫斯科市总督致电圣彼得堡请求增援时说：“全市的路障包围圈在不断缩小。”110

革命派虽然控制了工厂区，但从未试图占领市中心的重地。如果他们期望士兵违抗命令参加起义，那他们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最初几天这些希望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士兵对罢工者十分友善，似乎也认同他们的目标。但是革命派没有做任何事来加强这种认同或者从穿制服服役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子弟中招收真正的党员——期望某种结果和为之进行组织策划完全是两码事。射击开始之后,士兵的情绪有了明显变化。士兵向用枪对着他们的工人开枪时毫不内疚，这使列宁的预言落空。

12月15日，形势发生了逆转。来自首都的军队刚刚抵达莫斯科，全市多数地方的起义就开始土崩瓦解，因为许多工人回乡与家人一起庆祝圣诞节。不过一个抵抗中心仍在继续抵抗：在普列斯尼亚区，军队和警察仍然被路障所阻挡。来自圣彼得堡、1,500人编制的谢梅诺夫斯基团（Semenovskii Regiment）得到任务，要把顽抗者驱逐出去，指挥官奉命“行动毫不留情”，“消灭叛乱团伙，抓捕叛乱领袖。”次日早上，被工人占据的工厂遭到炮火攻击。虽然几乎没有遭到还击，但该团仍然炮轰了整整两天，杀死成百上千名抵抗者和普通居民。111

到了18日，布尔什维克和莫斯科苏维埃都承认失败，起义停息。被杀的革命者和平民有七百多人，而警察和军队却只有七十人。莫斯科的煽动者从一开始就知道，除非他们点燃一场全面革命，否则他们的事业注定要失败。但革命大火的导火索在十二月中旬受潮了。圣彼得堡工人举行了短暂的总罢工，但从未拿起武器。另外几个城市也有小规模起义，但不足以迫使军队重新部署。112

政府在粉碎莫斯科起义的同时，也加紧了十一月底开始在全国各地展开的镇压行动。就连维特也要求军队“果断无情”地对付武装起来的对手。尼古拉二世热情支持官员和将领所表现出来的所有好战迹象。这时他相信：“必须用恐怖来回答恐怖。”指挥官得到全权，可以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镇压反对派。基辅总督得到命令：“若遇抵抗就消灭叛乱者，烧毁其房屋。”派到西伯利亚结束铁路罢工的部队用绞刑和鞭刑来对付人民。派往波罗的海省份的军队进行草率处决、公开殴打和纵火。113

政府在1905年年底释放出来的镇压的豺狼威吓民众，把激进分子关进监狱。到了1906年初，政府已经没有理由害怕革命了；政府用流血的手段结束了一场流血的叛乱。在整个镇压期间，维特还在坚持不懈地避免财政灾难。几个月的讨价还价之后，他终于在4月16日从国内外一些银行获得了超过五十亿法郎的贷款。沙皇说这是他整个任期内的最大成就，他也难得在重大事务上判断正确一回。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的革命派错估形势的代价重大。他们舍弃非暴力行动而代之以武力，停止了最能动摇政权根基的行动，给政府提供了好对付的敌人。本来为革命的政治成果感到欢欣鼓舞的列夫•托尔斯泰不久之后撰文说，他不得不“为那些幻想自己能够成功，实际上却毁掉了自己的成果的人感到悲伤。旧政权的暴力只能通过不参与暴力才能摧毁，现在所进行的新的暴力愚行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114
政府在尚未完全消灭反抗之前就发布法律规范新秩序。12月11日，杜马选举程序公布。选举权既不普及也不平等，而这是反对派的两项重要要求。妇女、无地农民、士兵及一些工匠和工人被排除在外。而且在间接选举中，地主的一票等于农民的十五票，工人的四十五票。虽然工会在后来得以合法化，但其活动受到限制，政治活动完全被禁止。

1906年4月23日，新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颁布，确定了杜马的权力。正如《十月宣言》所承诺的，任何立法都必须经过杜马批准才能成为法律。但是杜马只能控制大约60%的预算，也不能插手军事和外交事务，大臣只对沙皇负责。部分由沙皇任命、部分由少数有选举权的人选举产生的国务院（State Council）也有立法权。杜马休会时，沙皇可以通过颁布命令来立法。新秩序达不到政权的反对派及自由派和革命派在十月和十一月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所希望达到的目标。选举远远不是民主的，尼古拉二世仍然自称为独裁者。政府落实了《十月宣言》的书面承诺，但没有多让一分。不过，俄罗斯帝国虽然没有成为立宪君主国，但也不再是权力不受限制的专制国家。政党、工会、大胆的媒体，以及对统治者权力谨慎但实在的限制，这些都保留了下来——这场充分发挥其所长的运动的成就并非来自街头的武装分子，而是来自拒绝与失去信誉的政府合作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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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二十世纪末的时候，俄国人又在对另一种独裁制度——新生的一党专制制度——发出挑战，而且再次用非暴力抵抗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俄国人民在1991年的胜利既迅速又惊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迅速反对试图掌控国家的政变集团，还让公民和士兵做出一个严峻的抉择：他们要么支持自己选举的政府，否则就要服从共产党的保守势力。一遇民众的抵抗，仓促起事的政变集团就垮台了。非暴力的力量和军方拒绝提供支持，决定了政变的命运。

1905年反对沙皇制度的各个团体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一个从古老的专制主义传统中产生，统治俄罗斯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王朝。这个对手可不是一小撮自封为王的篡位者；独裁制度虽然笨拙脆弱，但它会为自己的生存而战，也会诉诸传统和宗教的权威。它会进行策略上的让步，调动军队和警察，并且利用整个帝国的资源来保住政权。只有长期在多个方向持续不断地施压，才可能迫使沙皇政权崩溃。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沙皇的反对者突然起事，揭开了其权力的假象。反对者的行动比精心计划的行动更具自发性，他们消耗了国家财政，挫败了警方，中断了通讯，打击了官员的士气，而且只要一有机会就拒绝服从政府的法令。反对派来自社会的最上层，也来自社会的最下层，来自所有的社会阶层。农民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工人离开工作岗位上街游行。士兵违抗指挥官的命令。学生把大学变成政治庇护所。记者揭露政府的无能，谴责其放肆行为。律师、医生和工程师则要求改革。

非暴力行动一再给沙皇的大臣们提供两难选择。如果政权使用武力来压制抗议者，关闭报纸，公众会被激怒。但如果转向其他方式，做出让步，反对派就会要求更多的改革，同时利用新的机会来组织自己和宣传自己的观点。然后，在几个月的行动和牺牲之后，工人、白领职员和专业人士们偶然发现了一种能够打击国家的重大利益，而不会使自己遭到国家的武力攻击的手段。整个帝国的人民没有对政权进行正面攻击，而仅仅是放下工作回家，这比他们可能进行的任何暴动都更能动摇这个政权。

但是这股争取新的权利和分享权力的力量从未联合成统一、有纪律的运动。与1991年的莫斯科人不同，他们缺乏能够使人们集合在周围的象征符号——一位民选领袖或（具有讽刺意义的）俄罗斯三色旗——也没有公认的领袖来协调各方的行动。1905年并不缺少争夺反对派领袖地位的组织——革命派社会主义者、自由民主派和温和的立宪派都在提出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没有彻底搁置彼此的政治分歧来聚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民众支持。

分歧不仅存在于政治愿望中。革命也释放了阶级和种族仇恨，造成了农民与地主、工人与雇主、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沙皇的反对者常常由于无法合作而无法以每一次的成功行动为基础进行规划和建设。他们没能利用政权的弱点，当政权最终采取行动结束“自由时光”时，他们惊慌失措。1905年的大规模非暴力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变革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行动得到了有着聪明的战略的统一运动的引导，二十世纪的俄国很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1905年的非暴力行动发生在一连串以实质性暴力为特征的事件中。和平示威常常演变成骚乱或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街头斗殴。多数暴力是偶发的，不在任何组织的控制之下，常常是由政权的残暴行为引起的。但是有一个团体却处心积虑地计划使用暴力来推翻沙皇。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呼吁追随者拿起武器。他们声称不必害怕沙皇的武器，因为士兵们也会参加起义。然后就在政府逐渐重新站稳脚跟之际，革命派发动了起义。当起义在短短一个多星期之后结束时，莫斯科有一整片地区成了废墟，政权不仅大获全胜，还准备好进行更多的镇压。

1905年莫斯科工人向军队开枪时使用的路障，离1991年俄罗斯白宫的所在地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手无寸铁的平民就在那里劝说艾多奇莫夫少校等军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两条路线和两种结果之间的对照说明了一切。1991年，在许多士兵眼中，非暴力的公民力量胜过了政变集团，这把他们变成中立的旁观者或白宫的积极捍卫者。1905年十二月，在沙皇的军队面前挥舞的枪支所得到的回答是正规军面对敌人时的狂怒。

托洛茨基和列宁当时坚信真正的变革需要一场革命，而革命必然是暴力的。他们被这一关于“应该发生什么”的观点所蒙蔽，没有看到可能发生的事。正如二十世纪世界各地一再出现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改变一个国家，很少是一个从以独裁者的念头为基础的制度直线变为以民意为基础的新制度的过程。民众运动要知道何时巩固成果和为下一阶段的斗争重整旗鼓，何时利用直接的优势施加压力而不轻易妥协。

如果反对沙皇的运动把握住几个重要的机会，尼古拉二世可能会被迫扩大改革的范围，从而避免导致十二年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有更多反对政权的人士把《十月宣言》当作一项突破——承认人民拥有权力和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一套令人鄙夷的权宜之计，那么宫廷内支持改革的人士就有可能说服沙皇镇压是不必要的。但当时激进派过于狂热，右派的暴力和左派的过于自信破坏了这一良机。

如果1905年的反对派有系统地吸收士兵和水手参加，那么当政府选择镇压时，其强制手段可能就会不那么可靠，如果《财政宣言》能够得到更大面积、更积极的宣传，那么政府的财政命脉可能就会遭到严重削弱。内外交困之际，政府可能无法重整旗鼓，也无法收回其所承诺的宪政改革。

如果苏维埃及其支持者不听从拿起武器的呼吁——如果运动在这一紧要关头拒绝暴力而不是采纳暴力，如果运动采用政权不知如何对付的手段——那么，对政权力量的最终考验就是贷款违约和电力耗尽的程度，而不是流血和牺牲。政权需要财政能力和对日常事务的控制，而运动能够破坏这两者。人民运动需要保持民众的支持和实现实际的目标，但是如果支持者在街头被杀害，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让步被其领袖拒绝，这两项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由于反对沙皇的运动杂乱无章，这些不同的路径不可能都得到采用，或许其中任何一个替代路径都不可能得到采用。二十世纪初采用非暴力行动的人，对这种自己所点燃的斗争方式的了解要比后人少得多。但他们所遵循的关于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方针，却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托洛茨基诋毁《十月宣言》，说它“什么也不是”，并且要求建立人民共和国时，他实际上是对运动已经实现的成果视而不见，并且让获得立即满足的欲望成为最终胜利的敌人。在冬宫游行前，列宁从日内瓦写信说人民必须武装起来才能获得自由，他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罢工和非暴力抵抗使政权几乎是处处受挫，并且开辟了通往宪政改革之路。但列宁和他的政党对暴力坚信不疑。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错误的。1905年主张使用暴力者使俄国历史上首次真正的人民要求民主权力的运动步入歧途。此外，1905年的暴力也为1917年的暴力播下了种子，然后创造了一个比沙皇政权更加有系统地将暴力作为国家权力的基础的新政权。暴力没有给俄国人民带来自由，而是给他们带来了另外八十年的政治苦难局面，这种苦难局面直到非暴力抵抗的新篇章战胜了逆转民主改革的企图之后才结束。
如果托尔斯泰能够看到1991年发生的事，一定会欣喜若狂，因为他知道是什么使其成为可能：就是他在1905年所说的“推动人类和国家前进的基本力量”——不需暴力就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人民意志的表达。如果反对沙皇的运动理解这一机制，如果其非暴力行动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反复无常的，那么二十世纪的俄国和全世界一定会大不相同。不过，就像足够长的杠杆可以撬动整个世界一样，1905年的俄国人也改变了二十世纪，而且是以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二十世纪。115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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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9）——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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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R9 d  f8 Y4 y0 f: ~9 [5 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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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自治运动' a+ W5 |4 V( {( l1 d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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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法  t0 w# k6 Q( C0 m( H0 V3 }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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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数百万关注报纸上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报道的读者中间，没有谁比在南非的一位低调的印度律师更加满怀热切。对36岁的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来说，发生在俄国的事件是一个新世界的征兆。了解到俄国人早先曾试图通过暗杀统治者来推翻独裁统治以后，他相信他们现在“找到了另一种虽然简单，却比叛乱和谋杀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法。”甘地写道，俄国人“宣布总罢工并停止了所有工作。他们丢下工作，告诉沙皇除非正义实现否则他们决不会恢复工作。沙皇又能怎样应对这种情形呢？……用刺刀驱使罢工者重返工作，这甚至是沙皇的权力都做不到的。”1
这不是甘地第一次了解到人们用非暴力行动手段（nonviolent sanctions）来反对政府。19世纪80年代末，当甘地还是伦敦的一名法科生时，他就开始密切关注包含抗租（rent strike）行动在内的爱尔兰自治（home rule）运动了。他也知道南非和印度已经在抵制白人统治者强加的限制和税负。而正当他评论俄国事件的时候，他又了解到一场孟加拉印度教徒为反对英国分割他们领土的计划而抵制英国布料的行动。2甘地注意到，在这每一个案例中，人们都是通过拒绝合作而非攻击来挑战政府，它们的经验表明，“即使是最强大的政府，离开被统治者的合作也就无法统治下去了。”在俄国正确的东西，在他那印度人正在反抗英国统治的家乡当然也同样正确。甘地断定，“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那里有服务于它的人民。我们也能展现出俄国人民已经展现过的同样力量……”不过在1905年，当这位年轻律师的思绪从已经发生在俄国的事件，飘向可能会在他的家乡印度发生的事件时，他依然是南非正在进行的事态中的重要部分。3

甘地在南非$ [$ V6 u- ]  j/ n' G

7 l5 @5 M2 c. e0 d9 l5 g“容不下一位自尊的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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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出生在印度西海岸一个小土邦（princely states）的讲古吉拉特语的（gujarati-speaking）家庭，和孟买、加尔各答这样的城市相比，这里比较闭塞。家人希望他能走父亲的老路，当一名地方行政官员，这就是他们送他去伦敦学习法律的原因。但在英国的学习并没有让甘地准备好在印度从事法务工作，1891年回国后，他被证实在法庭上极端胆怯：他在代理的第一起案子中结结巴巴，在进行交叉询问的中途放弃了。他不久便沦落到回到家乡的拉杰果德（Rajkot）撰写法律文书维生。当他得到一份代表一家印度公司在南非的贸易商的工作时，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离开在职业上惨遭失败的印度，在新的大陆寻找新的起点。4

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多数是为了清偿债务而去割甘蔗或捡咖啡豆的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ers）。他们挣得自由以后，很多人还是会留下来从事商人、园丁或仆人之类的营生。也有从甘地的家乡古吉拉特（Gujarat）地区移居而来的印度商人。世纪之交时，仅纳塔尔（Natal）一地就有5万印度人，虽然远远少于40万非洲人，但大体上和白人人口持平。到处都有规模较小但迅速发展的印度人社区。5

印度人，无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富人还是穷人，受过教育的还是未受教育的，高级种姓还是低级种姓，在南非都有。不过在白人看来，他们都是“苦力”（coolies）或“亚洲人”（Asiatics）——一个低等种族。对他们的歧视已经被固定为一系列的成文法律（这违反了维多利亚女王在英帝国范围内保障免受宗教或种族歧视之害的1858年文告）。他们的选举、入境及在国内旅行、从商以及选择居住地的权利都受到限制。6

没多久甘地自己就感受到了这些限制。就在到德班（Durban）一周以后，和任何一位体面的大律师一样，他订了张头等火车票，去比勒陀利亚（Pretoria）为一桩案子辩护。在一位白人乘客投诉他以后，他被要求离开头等车厢；他当场拒绝，然后被踢赶下火车。随后，也是在同一行程中，他不能和欧洲乘客一起坐在公共马车内，而不得不和驾驶员一道坐在外边。“我明白，南非容不下一位自尊的印度人，”他后来写道。7

在德班，甘地经营着自己欣欣向荣的法律业务并以高道德标准——也因乐意妥协——而闻名。此时，印度社群饱受一系列歧视性法律之苦。当纳塔尔政府提议拒绝承认他们的选举权时，甘地组织印度人反对这样的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先是在德班，之后在约翰内斯堡——他开展了新的抗争，通过诉讼、请愿以及媒体，反对向前契约劳工征收人头税、限制移民、为印度商人设置的许可程序（licensing procedures）以及对印度人从商和居住地点的限制。他虽然取得了一些暂时性的胜利，但不可能阻挡住反对印度人的浪潮。8令甘地印象深刻的俄国事件发生一年后，德兰士瓦（Transvaal）（甘地后来生活的地方）通过了进一步限制印度移民并要求他们持有登记卡的法律。甘地义愤填膺，觉得他们必须采取新的行动方式。1906年9月在约翰内斯堡帝国剧场的一次聚会上，甘地请求每个人宣誓不遵守新法；当法律生效时，他组建的“消极抵抗协会”在登记机构外进行纠察。接着，登记卡在一所清真寺外被付之一炬，人们大规模非法越境进入德兰士瓦，而且矿山工人举行了罢工。数千人被投入监狱——甘地本人被关三次。最后，政府在1914年态度软化，撤销了登记法案及其它一些冒犯印度人的法令。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矿山工人还是商人，都参加了甘地领导的这场运动，并以违反不公正的法律和因此入狱的方式迫使变革发生。9

“消极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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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的多年奋斗把曾在印度吞吞吐吐、不成功的年轻律师甘地，塑造成了一位工作在另一个复杂而多样的社会中的自信政治家。但在这个小巧的印度人身上，也发生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转变。差不多一到南非，甘地就开始寻求一种他此后一生坚持的灵性认识（spiritual understanding）。尽管他依然是个印度教徒，但他在家乡、伦敦和南非认识并结交了穆斯林、基督徒、拜火教徒（Parsis）以及耆那教徒（Jains）——他受与之通信的耆那（Jain）教徒、珠宝商和诗人梅塔（Rajchandra Ravjibhai Mehta）的影响尤其深，梅塔向甘地强调“真理的多面性”-没有哪个人或者宗教可以全然知晓“真理的多面性”。1909时甘地写道：“各宗教是通往同一地点的不同道路。既然到达的是同一目标，我们选择不同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呢？”10

对于认为所有生命都有共同源头的甘地来说，灵性和实践活动不可分离，而他也努力身体力行。在他看来具有实践价值的一项灵性原则是ahimsa或（大体上可翻译为）“非暴力”（nonviolence）。既然没有哪个人或者组织能够宣称绝对掌握真理，就没有人应该使用暴力强迫其他人反对他们对真理的不同但也同样真诚的理解。非暴力（Ahimsa）在耆那教、佛教（Buddhist）和印度教思想中有很深的根源，不过甘地在基督教思想中也找到了同样有力的箴言式表达，特别是在《登山宝训》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1894年他阅读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时，发现自己完全被这位俄国人反对暴力的雄辩说服了。11

非暴力（Ahimsa）对政治冲突来说有着非常明显的意义。甘地相信，用以反抗压迫的暴力不仅是不道德的（wrong），而且是一个错误（mistake）。它不可能真正地终结不公正，因为它所激发的偏见和恐惧正好助长压迫。对甘地来说，不正当的手段从来不会产生出正义的结果。1909年时他写道：“手段可以比作是一粒种子，就是一棵树的根部。手段和结果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和种子与大树之间的联系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2

然而，甘地还得找到奏效的政治行动方式。作为印度人的领袖，他在南非的行动是非暴力的，但是演说、请愿、通信及与官员会谈几乎不可能改变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法律。他寻找的是一种能迫使白人认识到印度人应被平等对待这个道理的方法，而在帝国剧场宣誓之后的抗议运动中，他找到了它。

最初他称它为“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后来他对这个提法弃之不用）。手法很简单：宣布反对一部不公正的法律（例如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以非法越境的方式）违反法律；最后承担后果（逮捕、人身伤害、监禁）。甘地相信，抵抗者从容而不失尊严地承受苦难，会开启压迫者受蒙蔽的双眼并削弱压制背后的敌意；这样，他们就会不得不认识到什么是正当的，而不是他们的对手被迫要屈服了，这将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动。甘地把这种行动命名为“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该词糅合了印度教中的“真理”和“坚持”这两个词的意思）。13

不过，“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很快就有了更宽广的含义，这种含义更多地与其可行性有关，而较少与其灵性作用有关。甘地认识到个体牺牲的示范价值的局限：即使是最坚定的抵抗者，所能承受的苦难也十分有限，难以尽快消解稳固的政权所惯有的傲慢和偏见。甘地认识到，要让“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变成一种实用的政治手段，它就必须产生让它的对手来承担的压力。“如果没有无论是道义的还是物质的力量来支持，我不相信呼吁会有用”，甘地写道。14

甘地相信，“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改变对手立场的潜力，源自统治者依赖可以在服从和抵制之间做出选择之人的合作。尽管他一直主张“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能够向对手揭示真理并争取到他们的支持，但他经常用军事术语来表述它，并策划意在使对手不退步时利益受损，却对感化他们着墨无多的行动。就这样，他使“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成了那些关注如何产生变革甚于良知判断的人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15

因此，甘地并没有使非暴力（ahimsa）成为绝对的信条。他在官方有组织的暴力和受压迫人民的自发暴力之间做了区分。他对前者痛心疾首，对后者虽不宽恕，却说它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还会有助于实现维护尊严的目的——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诉诸暴力总比卑躬屈膝的怯懦可取。甘地的非暴力（ahimsa）和“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不是专为圣人准备的；它们被构思出来，供热爱正义的人民用以规划如何促成变革。16

1909年夏天的伦敦之旅促使甘地更多地思考如何将“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应用于印度。虽然甘地此行的目的是为南非的印度人游说，但他卷入了关于他的祖国的争论。在他到达前不久，居住在伦敦的一个印度青年暗杀了英国官员威廉•柯森威利爵士（Sir William Curzon-Wyllie）。这个行为，以及移居国外的印度人抱有的恐怖主义是实现解放的最有效途径的观点，都让甘地非常震惊。为了反驳这种看法，在乘“基尔多南堡”号（Kildonan Castle）返航的途中，他花了十天时间，在轮船的信笺上写一篇文章。他写得如此飞快和紧迫，以至于右手发酸时他只是换到左手继续写。17

写成的作品《印度自治》（Hind Swaraj）最先发表在甘地在南非主持的古吉拉特语周报《印度评论》（Indian Opinion）上。在这篇对话体文章中，“读者”表达的是印度恐怖分子的观点，“编辑”代言甘地。文章谴责把恐怖当作民族抗争的策略，鼓吹非暴力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在关于暴力的争论之后，文章还很好地讨论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民族主义者声称他们向往“自治”（swaraj）——和英语中的“政治独立”（political independence）或“自治”（home rule）的概念相当。甘地说他太向往印度自治（swaraj）了，但是他把它定义为“自我治理”（self-rule）：“我们学会管理我们自己，这就是自治（swaraj）。”18

甘地问道：如果印度不能把自己从英国人带来的残暴和低贱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即使像恐怖分子所想的那样用暴力把英国赶出去，又怎么样呢？甘地呼吁印度人重返他们本真的印度之根；他认为一旦这种形式的自治（swaraj）实现了，政治独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如果我们整理好自己的屋子，那么只有适合住在它里面的人才会留下来。其他人会自觉离开。”

不过自治（swaraj）的含义可不止抛弃西方作风那么简单。他承认印度生活中有不能归咎于外来统治者的严重“缺点”，比如童婚。他解释说，自治（swaraj）同样意味着变革印度自己的作风。它可不只是赶走英国人就能获得的政治境况。它也是通过先驱除自我之恶才能获得的社会和个人境况。19

在南非的二十年中，甘地对这种形式的自治（swaraj）身体力行。他放弃西式作风，身着朴素的印度农民服饰，让自己的孩子在家里而非欧式学校里接受教育，他或家人生病时也不使用西药。甘地还抛弃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印度习俗，特别是和种姓有关的规则：他和家人完成全部家务，包括像洗衣服、理发、清洗夜壶等被认为只有最低级的种姓才做的事。他的生活以体力劳动、简朴和纯净为特征，这在他克制的饮食习惯和1906年的禁欲起誓中表现得最为清楚。20

不过，他返回印度却是由于在外工作的原因。南非政府决定废除登记法案以后，甘地认为结束那里的政治和精神体验，而把所得的学识应用于印度的时间到了。他带着独特的经历归国：生活在国外让他有了全面审视印度的视角，而空间的阻隔又使他远离国内政治争论的陈腐氛围并帮助他发展了自己的思想。1914年7月，怀揣他自力更生（self-reliant）且自由的印度之梦，甘地启程回国。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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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0）——非暴力抗争一百年0 z# d1 W2 p( A*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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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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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英国人最初来到印度时，他们的身份是商人而不是征服者，他们在沿海建立起坚固的据点，并未染指尚在中亚入侵者的后代穆斯林莫卧儿（Mughal）皇帝控制下的印度内地。但莫卧儿王朝并没有建立中央政府，而代之以同地方统治者做交易，由后者为他们征税和提供兵源。十八世纪时，这套体制由于印度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纷争涌起而分崩离析。

由于政治动荡危及商业，垄断英国对印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组建了军队，并于1765年控制了它在加尔各答的总部周围的孟加拉。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东印度公司把它的势力向西和向南扩展，覆盖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它的军队也增长到2万5千人以上。它拥有的领土（domains）被分为三个“辖区”（Presidencies）：加尔各答、东南沿海的马德拉斯（Madras）和西部的孟买。英国统治（raj）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但是统治印度——面积相当于除俄国之外的欧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东印度公司为节约直接管理的成本起见，以提供军事保护为回报，和支配着广阔区域的王朝（princely dynasties）签订了协议。21

英国人一直明白，他们离不开自己的印度盟友们。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官员托马斯•蒙罗（Tomas Munro）1817年时写道：“毫无经验以及对人民情况的无知，使得我们更需要寻求既有权势集团（regular establishments）的帮助以管理这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应该有乐意支持我们统治的村庄头领群体。”服务于英国的印度人可是好处多多：薪水、地位、影响、分红（rights to revenue）以及其他物质和象征性的奖赏。22

在收买失败的地方，英国人诉诸武力。1857年印度士兵和平民的反抗横扫整个印度北方，英国人不但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控制住局势，而且援军也来自海外。地方统治者对英国统治（raj）久已不满的地方，自然麻烦不断。但在乡村权贵因地位和财富而向英国人感恩戴德的地方，他们维持着秩序，没有发生动乱。一份政府报告承认，忠实的诸侯们是“防止我们被波浪卷走的防波堤。”23在东印度公司被解散，印度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以后，政府接管了保持印度权势人物的忠心的工作——用金钱、土地和荣誉等奖赏，并提拔他们进入谘议会（consultative assemblies）。他们的控制手段从一开始就在改进，但英国的战略始终如一：通过为合作者提供相应的奖赏和保护来控制印度。甘地1906年时这样写：“英国人并未征服印度，是我们把它献给了他们。就力量而言他们无法在印度立脚，但是我们帮助了他们。”24

民族主义者3 w0 O9 r. C5 ^1 g# v4 S1 s

一些印度人一直在反抗英国统治（raj），而到19世纪末期时，少数人加入进来，让这种反抗成为一种全民性的事业。这些人大多是专业人员，他们所受的英语教育帮助他们跨越了印度杂乱的方言所带来的障碍。作为记者、律师或者公务员，他们常搭乘英国统治者（raj）修建的快速而便宜的铁路在全国四处流动。对他们而言，印度逐渐不只是一堆风格迥异的条块，而同时也是一个完全融和的整体。他们不但使用英国统治者（raj）的语言和铁路，而且开始带着民族主义的新思维吸收和应用欧洲十九世纪的政治观念。25

民族主义政治的中心是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大党（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每年十二月代表们聚集在一个城市，进行三天的会议、演讲和社会活动，最后通过决议并呈送英国官员，然后闭会。国大党最初根本不是个煽动性的团体；它由主张改革而非推翻政府的温和派控制。他们批评英国统治（raj）加剧了贫困，设法减少帝国对印度资源的攫取，但他们的方法十分温和——决议、请愿和媒体宣传——并以“忠实的反对派”自居。英国人只当他们是刺头，从来不认为是什么威胁。26

政治活动可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唯一出路。有些人更沉不住气，完全终结英国统治（raj）的决心更坚定，因此乐于采取军事行动。第一个秘密恐怖团体组建于19世纪90年代。他们认为摧毁英国统治（raj）就像杀掉管理它的英国官员一样简单——一种后来的20世纪的革命者所共有的关于暴力力量的错误观念。虽然他们选择的制裁方式和温和派不同，但激进分子也有同样的战略构想：自上而下地改变印度。
在波澜壮阔的印度民族主义潮流中，有两股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力主促进本土工艺和教育发展的“建设性工作”（constructive work）；另一种更具政治性，由国大党中打算动员民众停止和英国合作的极端分子领导。极端派领袖之一保•甘加达•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902年时说：“虽然被压制和忽略，但你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拥有使政府管理失效的力量，如果你们选择使它如此的话。是你们在管理铁路和电报，是你们在帮助解决问题和收税……”27

任何设法使印度人加入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都不得不先解决印度林立的宗教和语言的隔阂问题。和多数印度人一样，大多数国大党领导人都是印度教徒。但19世纪末时，约四分之一的印度人是穆斯林，他们有些是早期入侵者的后代，有些是从印度教皈依而来。穆斯林在印度北方的部分地区和孟加拉是多数或接近多数。有少数印度人是锡克教徒，他们多数居住在印度北部平原上的旁遮普（Punjab），在当地是规模可观的少数族群。

虽然许多国大党成员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都精通英语，但其他人都说地方土语。印度有两个主要的语族（linguistic groups），每个语族包含许多不同的语言，每种语言又包含不同的方言。印度北方以印度伊朗语系（Indo-Iranian languages）（包括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和古吉拉特语）为主，德拉维语系（Dravidian languages）（像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则在南方占优势。结果形成了政治和文化风格迥异的混杂语言区域。

在这些差异之外还有另一个难题：无论何处，人们生来就有特定的种姓，种姓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层归属和在宗教仪式中的角色，还有他们可以和谁结婚以及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在大多数地方，像婆罗门（Brahmans）这样的高等种姓被禁止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一般是地主、行政官员或商人。最底层则是从事鞣制皮革或掏粪之类工作的“贱民”（untouchables）。虽然种姓制度不是全然僵化——人生选择并非绝对捆绑于出生时的运气——但它还是把许多印度人区隔了开来。

英国人竭力强化印度的这种区隔状态。比如，当东印度公司19世纪40年代中期吞并锡克教徒治下的旁遮普时，它使用以孟加拉人为主的军队来进行这项血腥工作。而当孟加拉士兵十年以后在印度北方叛乱时，锡克教士兵则被征召来报复和镇压。然而，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只会加剧早已存在的紧张局势，其中最严重的是宗教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敌意经常升级为群体暴力冲突。比如，1893年一场印度教徒阻止穆斯林在节日里宰牛的运动引发了许多严重的骚乱。28

如何使印度矛盾重重的地区团结起来，只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民族主义者们面临的困局之一。最终目标是改革还是结束英国统治（raj）？如何把运动拓展到受过良好教育且富足的国大党成员的小圈子之外？应该使用合法且无破坏性的手段、大众动员，还是也使用暴力？1914年时，无以解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人来指引方向。但这种情形即将改变。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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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1）——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P, R* I# a: Z1 Z3 [( H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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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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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甘地从事社会改革和组织地方非暴力行动的同时，国大党继续鼓动自治（home rule）。但它的领袖们很快认识到，他们需要甘地无人能比的声望及其作为组织者和战略家的能力，而甘地也越来越多地确信，在领导层实现自治（swaraj）与建设基层自治（swaraj）密切相关。他们都准备进行合作了。

最终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了合作的契机。1919年的《罗瓦特法案》（Rowlatt Act）扩大了战时紧急措施的适用范围，包括对煽动行为进行行政拘留、由法官而非陪审团审判的规定。甘地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我不可能再对能如此立法的权力通过的法律表示平静的服从了，”甘地说。现在，他首次考虑进行一场全印范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35
甘地首先策划了一场由宣誓不服从法律和杜绝暴力的守纪律的积极分子进行的小规模运动。他指定在1920年4月6日，模仿习俗中称作“罢市”（hartal）的哀悼日，进行绝食和祈祷；然后抗议将局限于公开出售禁书。甘地向温和派政治家们保证，这样行事会使反对英国统治（raj）的活动远离暴力。他在给一位温和派领袖的信中说：“成长中的一代将不会满足于请愿等行事方式。在我看来，‘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是阻止恐怖主义的唯一方法。”36

罢市（hartal）基本按原计划进行：遍及全国，人们停止工作，关闭商铺，进行集会。然而，罢市之后发生的事件脱离了甘地的控制。他已遭逮捕的传言激怒了阿姆达巴德的作坊工人（mill-hand），那里超过五十栋的建筑被烧毁，二十八人身亡。在印度北部的旁遮普，罢工和集会演变成了抗议者和警察的街头冲突。驻守旁遮普阿姆利则市（Amritsar）的雷吉纳德•戴尔将军（General Reginald Dyer）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因此他决定镇压动乱——也算是给人们一点颜色看看。

13日，戴尔决定禁止超过四人的公开聚会。民族主义者们对其置之不理，召集人们于当天下午在贾利安瓦拉广场（Jallianwallabagh）——一块开阔的露天场地，四周都是砖房，仅有几个出口——集会。数千人开始聚集时戴尔置若罔闻，不过下午4点刚过，他就指挥着两辆装甲车和大约五十名士兵赶来了。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他就下令开火了。十分钟后他们撤走了，而现场四处都是死伤者。（一个英国官方委员会的统计是379人被杀；印度的说法则是高达1500人。）随后，毫无悔意的戴尔承认集会本来可以不流血而结束，但是他使用了“从军事角度而言能够产生必要的道德的和普遍的效果的最低限度武力……不能仅考虑在现场的人，而要顾及整个旁遮普。”37

接下来的几周里，英国人贯彻执行了这项“道德效果”。戒严开始，禁止集会，举行走过场的审判，刑讯囚犯并在公共场所执行鞭笞和死刑。军用飞机轰鸣而过，从上面扫射印度人。在很多城镇，印度人被命令向英国军官敬礼或鞠躬。戴尔更要求，印度人在经过英国妇女受到过攻击的道路时，必须手脚并用地爬行。38

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阿姆利则和它的创伤。后来的拉合尔大学（Lahore University）学生活动家希瓦•杜阿（Shiva Dua）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被家人带到贾利安瓦拉广场时的情形。她回想道：“我被慢慢地抱起来，我看到了墙上的弹痕。我们带回了被血染成红色的泥土……姐姐说：‘这是圣物，应该存在银匣子里。你必须每天为它献花，这是每天清早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旁遮普的腥风血雨只能使人们更渴望自治（self-rule）。39

反罗瓦特法案运动不经意引起的暴力使甘地感到震惊。他禁食三天进行忏悔，但他对英国统治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他把英国官方的阿姆利则事件报告称作“粉饰”（whitewash），戴尔将军成了部分英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的消息尤其使他愤怒。他之前还对印度在英国的宪政框架下实现自治（swaraj）抱有希望，而现在却认为英国统治（raj）“穷凶极恶”且“毫无诚信可言”。他认为，印度人不应该再容忍这样一个政府了。40

不合作4 p* P0 f3 D6 I/ [/ n

为了团结印度人反对英国统治（raj），甘地转而向国大党寻求组织上的支持，并介入其党务，使其发展壮大，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精英辩论社团上。国大党扩展了它在各省和地方的委员会，吸收新成员并为发动大规模抗议活动进行鼓动工作。温和派对宪政之外的手段充满疑虑，但是甘地的才干使得他们难以阻挡。很快，他就赢得了国大党对不合作的认同，他起草的旨在使其更有效率、更具代表性的新章程也得到了批准。从形式到实质都在发生改变：西装革履不再成为风尚，取而代之的是甘地所倡导的手工布料或印度土布的衣服。41

不合作的不同阶段也设计好了：在筹集起资金、建立好组织以后，开始抵制学校和法院；接下来将抵制外国布料，同时推广手工纱线织成的布料。不合作将以印度公务员辞职和在筛选出的少数地区进行谨慎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作为结束。甘地希望通过细心地筹备、循序渐进地进行以及对以身试法的严格控制，这场新的运动不会像在旁遮普的那样衍变为暴力。42

虽然很少有律师抵制法院，也没有多少公务员辞去工作，大多数学生也很快返回了学校，但是国大党首次把民族自由的事业带到了印度民众中间。甘地是排头兵：他跑遍全国——搭乘火车、马车甚至徒步——向人们传播他的观点。各处的人民，无论是否受过教育，也不分穷富、城乡，印度教徒也好穆斯林也罢，都响应召唤，或纠察出售外国布料的商人，或加入义工团体，或者以其它方法来支持这项事业。43
但是国大党领导人在证明他们能够发动群众抗议的同时，也发现自己很难驾驭它。茶叶种植园外来务工者的罢工让阿萨姆（Assam）的国大党领导人措手不及；孟加拉和安得拉三角洲（Andhra delta）的领导人未能阻止农民拒交租税和违反森林采伐规定。甘地明确表示，运动的目的是结束帝国统治而不是解决繁杂的地方不平等问题，因此，他把罢工和反对地主的行动排除在外。但这并不能阻止很多人乘便假公济私。44

在甘地看来最糟糕的是，有骚乱发生了。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简写为U.P.，即后来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农民哄抢集市、查抄地主。在孟买，人们聚众攻击欧洲人、英裔印度人及拜火教徒。甘地这样回应：“我承认除非完全的非暴力精神在人民中产生，否则我无力通过公民不服从运动成功解决任何问题。不过，我既然能摆脱与政府有组织的暴力的任何干系，那就更能与人民这种无组织的暴力一刀两断了。”1922年2月，正当国大党准备新一轮的公民不服从时，甘地由于联合省的22名警察遭到残杀而取消了所有的不合作行动。45

发展到现在，在甘地领导才能的推动下，受国大党变革的促进，并经日渐成长的社会基础的强化，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呈现出一种新的成熟状态和活力。但是，甘地的盛名却是件好坏参半之事。无论他到哪里，人们都成群结队地来听他演讲，或者只是为了一睹他们心目中的圣雄（mahatma）的真容。“这个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太惊人了，”马德拉斯的行政长官这样说，他的一位助手也“对到处人山人海，而人们秩序井然并对领袖表现出深切爱戴，印象极为深刻。”46

然而，他的声名并不能自动转化成人们对他的理念的接受。尽管忠实追随者的数量在增加，但和那些与甘地绝少共识，只是把他当作实现他们的目标或手段的伪装的人相比，还是很少。对联合省某处的农民来说，“甘地的自治”（Gandhi’s Swaraj）意味着一个没有地主和地租的世界这样的极端图景，他的名字甚至被用来为打劫开脱。47

此外，尽管甘地使印度人逐步对他们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但他的运动还是没能实现自治（swaraj）。无论是传统政治家寻求的政治自治（political autonomy），还是甘地视为自治（self-rule）的脊柱的国家统一和纪律，都毫无踪影。不合作运动之后的年月里，甘地和国大党都放弃了大众非暴力行动，转而通过其他手段追求他们的目标。对许多国大党成员来说，1919年英国主导的改革在省一级给了他们有限但切实的权力，为他们个人开启了新的契机。也许在体制内努力可以促使英国进行更多的改革——或许这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罢了。
1922年，不合作运动停止几周以后，甘地被捕，被监禁了差不多两年。这是他阅读和深入思考的时间。获释之后，他继续在国大党框架下活动。但现在他基本上把精力投到回国之初即主张的“建设性工作”，诸如促进纺纱、缓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反对“贱民”制度之类上来了。他没有放弃政治领导权和“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打算，但至少在目前，他重返建设性工作。48
公民不服从

“全国性的呼声”% ?2 l2 U4 u5 H2 X

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衰退和混乱期。甘地基本退出了，国大党的政治家们则在怎么对付英国统治（raj）的问题上争吵不休。那些赞成通过选举进入省级议会的成员，受到主张继续追求完全独立的激进派的非难，地方和省级委员会衰落了。同时，由于印度教党员热情高涨和穆斯林成员锐减，国大党也遇到了宗教关系紧张的难题。49

和以前一样，英国人的动作再次刺激了国大党。1927年，他们成立了以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为首的委员会来审查1919年改革的效果，这是进一步改革的前奏。但是这个委员会中连一个印度人都没有，这传递出的信息是，英国人在构造国家的宪政远景时，并不把印度人当作合作伙伴。用甘地的话说，这个委员会是“对一个民族有组织的侮辱”。印度领导人们抵制它的听证会，而当委员们在全国考察时，恭候他们的是罢市和示威。50

印度政治家们现在迫不及待地想成立一个反对英国统治（raj）的联合阵线。抵制委员会的团体派出代表组成了各方会议（All-Parties Conference）。会议受命为一个自由的印度起草宪法，产生了把印度拟想为不列颠王国自治领、由全部有选举权的成年人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和全印立法机构的尼赫鲁报告（Nehru Report，以起草者之一莫提拉•尼赫鲁命名）。但大多数穆斯林领导人拒绝接受该报告，因为它忽略了他们提出的地方分权（decentralized states）和在省立法机构为穆斯林预留席位的要求。此外，尼赫鲁的儿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国大党激进派同伙对报告未要求完全独立便嘎然而止愤怒不已。

由于分歧威胁到刚刚复苏的运动，甘地被搬来救场。甘地回应说，只有“当这个民族主动要求我领导并有一个全国性的呼声时”，他才会重返领导工作。不过他同意出席1928年1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场国大党会议，并在那里提出了激进派和温和派都接受的解决方案。国大党会采纳尼赫鲁报告，而英国被限在1929年结束前决定是否接受它。如果拒绝，那么一场争取完全独立的非暴力抗争将会启动。同时，甘地坚决要求国大党重振组织并进行建设性工作——由于他以再次退出国大党政务相威胁，他们接受了他的提议。51

得益于1928年古吉拉特巴多利（Bardoli）地区的一场运动，此时他们对“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潜力也有了全新的信心。建设性工作已经在巴多利扎下深根，尤其在富足农民的种姓帕地达人（Patidars）中间。在甘地的鼓励下，帕地达人建立了推动纺纱、节欲和公共福利的修行所网络。当英国人决定将土地税征收额（land revenue assessment）提高22%时，他们利用这个网络进行对抗。他们以和甘地有密切联系的帕地达律师瓦拉帕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为领袖，决定拒交所有租税，除非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52

这场运动成功地获得了巴多利全体居民的支持。当政府拍卖因拒交租税而没收来的土地时，拍得它的人也受到抵制。帕特尔定期和甘地沟通，甘地则在他编辑的两份期刊上传播巴多利“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消息。省府原本打算出兵镇压，但英国统治当局（raj）担心运动扩散，施加压力让省府官员和帕特尔谈判，致使征收额度最终大幅削减。53

巴多利的行动不仅是帕地达人的胜利，它同时也是甘地的远见卓识的证明。它表明非暴力抵抗在由有组织、有纪律且团结的人民推行时，能够取得成功，而且英国人也能被迫让步。“确实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甘地说。现在他再次准备好在广袤而多彩的印度尝试“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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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2）——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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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如何领导”2 R3 A6 f7 a8 z1 t

巴多利的成就应该更大规模地复制。而只有国大党能为此提供必要的全印范围的组织结构。但是它的许多省级委员会只是在名义上存在，没有正式的资金、成员登记，甚至连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有像古吉拉特这样的少数几个地区，才有结构健全的委员会。55

所以，甘地于1929年采取措施为国大党注入新的活力，一波波新成员和朝气蓬勃的迹象由此在某些省级组织中出现。比如在联合省，国大党旧班底半死不活，因此对省部进行了大变动，加快招募成员，还筹集资金来维持义工工作，这些消息也通过媒体和群众集会传播了出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甘地各自的联合省之行更是激起了巨大的热情。但发生在那里的并非皆可放之它处。应该做的实在太多，国大党无望在区区一年之内返老还童。56

基层力量的复杂和不均衡情况，是国大党高层持久分歧的结果。老一辈一直不愿意卷进这种破坏性的群众抗争中来，他们希望和英国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斗志激昂的年轻成员们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对暴力策略跃跃欲试；孟加拉国大党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苏哈斯•昌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甚至和恐怖分子过从甚密。部分通过运作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主席，由此保持激进成员们的忠诚，甘地成功地避免了国大党的分裂。57

甘地还面对着弥合族群不和（communal discord）的艰巨挑战。在之前所有的“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中，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在印度，他都能和穆斯林领袖结盟并说服普通穆斯林参加。但是现在，甚至和国大党曾有过合作的穆斯林领袖，也对这场由印度教徒为主的政党领导的运动产生了疑虑。甘地努力让他们相信国大党不会以“印度教统治”（Hindu raj）来代替英国统治（British raj），但是他自己对印度教象征的倚重，可能削弱了他的可信度。谋求穆斯林政治精英支持的努力失败了：只有一小部分所谓的民族主义穆斯林愿意把国大党看作合作伙伴。58
种种迹象都显示新的非暴力运动不会一帆风顺：恐怖分子在1929年频频袭击英国官员，包括试图暗杀总督；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激进工会在孟买、孟加拉及其它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这显示，阶级斗争对产业工人的吸引力不亚于国家团结。59

即使是在甘地政务繁忙的1929年，他的建设性工作也没有丝毫懈怠。他继续痛斥“贱民”制度和妇女所受的恶待，并为抵制外国布料而斗争，借此拓展政治行动的范围。任何人——甚至幽居家中的老人、病残者和妇女——都能通过他们生活中的简单改变，加入到这场争取自由印度的运动中来。在这场浩大运动发生时还是个小女孩的埃露•达斯图尔（Aloo Dastur）看到，人们在各处，甚至是在火车上，都在用小纺车纺纱。当她的学校采用白上衣和深蓝色裙子作校服时，母亲让她买来蓝色染料，给她缝了一套印度土布衣服取而代之。60

甘地再次开始在全国到处演讲和筹钱。没有其他政治家会以他这样的方式来认识印度，但他的所见所闻使他对这个国家是否为另一场非暴力运动做好了准备产生了疑问。他写道：“我知道如何领导公民不合作行动，但前提是存在准备好以我所要求的方式来实践它的人民。但我看不到一线这样的希望。”甘地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一小群愿意接受他的方式的活跃分子：萨巴玛提修行所。因此，他开始把这个修行所看作发动一场有限规模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行动的替代基地。他依然在为全印范围的运动做准备，但他对能否进行心存疑虑。61

另一位颇具正直和智慧之名的人正在从统治（raj）的高处审视着这些进展。爱德华•弗里德里克•林德利•伍德，即欧文男爵（Edward Frederick Lindly Wood，Baron Irwin），自1925年起担任印度总督，他之前和此后都有着长期的卓越政绩：他将在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之后担任纳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内阁的外交大臣。正如后面这个职位所表明的，他是个可以和任何人坐下来谈的人，甚至是跟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他更喜欢谈判而不是战斗，即使他自己濒临险境时也是如此。

欧文出生在约克郡，父亲是第二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他一生都浸染着笃厚的宗教信仰和对同胞的深切情怀——有时候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表达出来。1928年他就写信给甘地，吊唁甘地侄子马甘拉尔（Maganlal）之死。欧文说：“我能体会到失去他对您还有他的家人意味着什么，因为不幸和故亡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人类在共同的经验上也是基本相通的。”62

1929年对甘地来说是不完美的一年，对欧文来说也是。他提出了一个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的新改革方案，具体细节则要待印英双方代表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来决定——尽管他所在的托利党强烈反对，但他的政策还是得到了新的工党内阁的支持。但是，政府的提议未能满足国大党去年12月开列的条件。不过，欧文还是希望国大党温和派能够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赞成这个方案。63

温和派确实催促给予表示和解意愿的回应，但国大党中的其他人依然反对妥协。对甘地来说，对欧文的动作的恰当回应并不是不言而喻的。最初他倾向于达成协议，但短短几周之内他就产生了疑窦。他怀疑把宪政改革寄托在与政治脆弱的工党内阁的会谈上的明智性，特别是在这项政策在伦敦遭遇麻烦之后。而且，他也知道他一旦同意欧文的提议，博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们跃跃欲试的追随者就会脱离国大党。12月底，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与欧文会面。欧文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参加谈判的条件，于是双方都准备面对冲突了。64

几天以后，国大党年会在拉合尔开幕。甘地的方案——国大党的目标是以公民不合作争取完全独立——在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获得通过。但是，他在国大党中的权威更多来自他调解各派分歧的技巧，而不是成员们对他的计划的倾心。温和派抵制强迫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的做法，并阻止甘地把抵制法院、学校和市镇委员会采纳为正式方针。看来，统治当局抛出的诱惑——名望的诱饵和遥遥无期的渐进改革——对很多人来说还是赏心悦目的。与此同时，国大党激进派则要求采取诸如总罢工等甘地不认可的策略。此外，一份谴责暗杀欧文的企图的决议仅以微弱多数通过，这揭示出为数不小的少数派在反对暴力上并不坚定。甘地再次恳求他的政党中桀骜难驯的派系尽快归队，他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我来指挥公民不服从，我会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你们也必须成为这场战役的士兵。”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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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没有确切的运动计划就离开了拉合尔，在新的年份里他也不急于制定出一个来。相反，他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萨巴玛提修行所，他常常在他简陋家中的阳台上与人谈话，并独自思考，等待明智的策略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国大党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1月6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走向前台并命令所有国大党成员退出各省议会；拒绝执行者将被从党内选举产生的机构（elective bodies）中除名。由此引起的反应强烈但不一致，许多人依然不愿意放弃合作可以得到的奖赏。最让甘地困惑的是，甚至是在前一两年的风暴之后继续和国大党合作的穆斯林，多数也拒绝遵从辞职的命令。66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把1月26日命名为独立日，由甘地和尼赫鲁起草的宣言会在这一天四处宣读。整个次大陆的印度人都聚集在树下或公共广场上，聆听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召唤自由的呼声的当代回声：“我们相信印度人民和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享有不可剥夺的追求自由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对任何一个压制他们的政府，人民都有改变或废弃它的更高权利……因此我们相信，印度必须切断它和英国的联系，获得高度自治（Purna Swaraj）或完全独立。”67

甘地和工作委员会在几周之内解决了一旦出现激进分子的暴力事件将如何应对的问题。1922年时，作为对杀害警察事件的回应，甘地取消了当时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但尼赫鲁认为，如果甘地这次采用同样的处理，那英国人就可以通过引发暴力轻而易举地使新运动流产。甘地承认了这一点，决定不对那些弃绝他的策略者的事端负责。他不会让他们的暴力打断他的运动。68

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因为如果甘地把他对暴力的深恶痛绝置于所有其它利益之上，那他无疑会授人以柄，让他的反对者破坏这场依然非暴力的更大运动。他认识到，非暴力抵抗的力量不是一个说开就开、说关就关的水龙头。即便是，他也不可能一直控制着它。工作委员会于2月中旬决定由甘地来督导公民不合作的第一阶段——但在甘地不出所料被捕以后，国大党自身特别是各省委员会将会承担起领导职责。逮捕的人越多，主动权也就越往下传递，也就越贴近人民。69

在修行所的这段时间里，甘地萌生了将一场以食盐税为对象的“非暴力抵抗”行动（satyagraha）作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开局的想法。政府自19世纪就垄断了食盐这一饮食必需品的制造并对其销售征税。现在甘地计划通过发动印度人自己制盐来破坏这项法律。对一些印度领导人来说，在和英国的斗争中，食盐问题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争取政治自由的崇高目标而言也无异于不务正业。但甘地有他的考虑。
首先，食盐税是完全不公正的，它对最贫穷的印度人的损害最甚，而英国官员也难以为它辩护。甘地主张说，事实上是政府从人民那里窃取了它，然后再让人民花费巨资把它赎回。他宣称：“当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权力时，他们完全有权利拿回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因为食盐税具体体现了殖民统治的不公，所以破坏食盐垄断能以对最底层的印度人有实质意义的方式促进自治（swaraj）。食盐运动中所展示的自治（swaraj），不只和光荣的政治目标相关，而且也关乎印度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控制。70

甘地希望制盐不仅可以吸引穷人们加入自治（self-rule）事业，而且也能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一道反对这项对他们有同样影响的错误制度，会加强他们的共同目标感。在所有对英斗争中，食盐运动还具有战略价值。由于它并不威胁英国统治当局（raj）的重要利益（食盐税在政府的全部收入中仅占一小部分），因此它不至于招致先发制人的阻挡或激烈的回应。相反，它会使运动从容发展，并吸引同情却不敢贸然犯险行动的人们加入。71

确定了这个目标以后，甘地主动提出如果欧文在废除食盐税之外，再满足包括变动汇率、降低土地税额度、削减军事开支以及对外国布料征税在内的11项要求，他们就取消运动。尽管欧文根本不理睬这些要求，但它们的影响超出了印度政治精英的头脑，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特别是商界和农民。甘地释放出的信息是，自治（swaraj）有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72

3月2日，还是在萨巴玛提，甘地给欧文写了一份公开信。他把这位总督称为“朋友”，说他对英国人民没有恶意，只是反对统治当局（raj）的制度。在强调了帝国统治带来的经济重负后，他要求欧文帮助避免迫在眉睫的冲突，并告诉他——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公民不服从将在3月11日从食盐“非暴力抵抗”开始。他得到的全部答复，是来自欧文秘书的一份承认信已收到的函件和一个对甘地的意图表示遗憾的声明。甘地公开了他的信和收到的回复：他已向对手伸出了修好之手，但他的好意被拒绝了。73

欧文无意妥协。“目前，食盐运动的前景还不能使我彻夜难眠，”3月20日他在给伦敦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官员们相信，就像他们抵挡住了不合作运动一样，他们承受得了公民不服从。利害所在再清楚不过了：甘地和其他印度领导人相信他们能“通过造成政府失灵迫使我们屈服，”国务大臣皮尔爵士（Lord Peel）在1929年1月给欧文的信中说。“我们当然会果断地让他们知道那不可能。”74

虽然国大党不会合作，但欧文依然想举办圆桌会议来讨论宪政改革，同时他也认识到，如果国大党之外的印度政治团体也不参与的话，圆桌会议会成为一个笑话。尤为重要的是穆斯林领袖和更温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参与。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政府在应对公民不服从时将不得不避免过火行动，并要保证最低限度的合法性。此外，印度事务大臣威廉•威基伍德•贝恩（William Wedgwood Benn）警告说，中断普通文官统治会破坏印度在国际市场中的信誉。

与此同时，政权也离不开在军队、政府和警察岗位上服务的印度人的忠诚，这就意味着无论遭遇如何强烈的反对，当局都得以一切都牢牢在握的形象示人。“必须记住，如果我们使警察都觉得政府无力维持它的地位和权威，那必将导致灾难，”情报局主管写道。政府政策必须足够强硬，以使服务于它的人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个会在印度继续掌权的政权工作，但也不能太严厉，以免吓跑国大党外仍然愿意接受英国统治（raj）的温和派。75给地方政府的指示是：“政府的控制行动必须有效，但不得超过情势的实际需要。”同样至关重要的是，甘地一旦违法就要逮捕他；超过情势需要而任其逍遥法外，只会鼓励他的支持者，并削弱政府的力量。76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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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3)——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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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u; B1 \' o6 {* y“绝不退缩”& L% u: n1 n/ k: t L4 O7 W! a

在3月5日的祈祷中，甘地号召修行所的同仁7天后和他一道参加前往海边的游行（，他们会在那里制盐。游行是甘地轻车熟路的战术。在南非时他曾领导一大帮底层群众，不顾当局的持续骚扰，穿越不友好地区，进行了5天的游行。这次，行进者人数虽然较少，但彼此关系紧密，他们的行程也会更远，并将经过极端崇拜甘地的古吉拉特农村。甘地把游行看作向亲眼目击者和通过媒体向全国进行形象表演的政治舞台。77

甘地知道这70人左右的游行者都致力于实践他提出的原则，而不像国大党中的很多人那样。他们忍受体力劳动和修行所的克制生活，他相信他们的行为准则足为其他印度人效法。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宗教团体和种姓，暗喻国家在一项正义的事业下结合。然而，甘地指示游行不接纳妇女参与。当一些妇女积极分子被拒绝时，他解释说如果妇女参加，英国人会指责说印度男人把她们当作避免警察袭击的挡箭牌。他希望妇女为自治（swaraj）做出贡献，但是在这件事上，如何应付英国人的现实考虑更为重要。78

开始前的一周是紧锣密鼓准备的时间。甘地在他在古吉拉特的主要盟友帕特尔的帮助下，设计了一条从阿姆达巴德向南到海边村庄丹迪（Dandi）的240英里长的路线。游行者途中会在近年来建设性工作和“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产生了回响的村庄停留。学生勘察路线，搜集这些村庄的信息，在各地停留的时间表发表在甘地主持的古拉吉特语周刊《Navajivan》上。为在印度乃至外国媒体上宣传行进，已经做了一切努力。79

随着3月12日的临近，修行所和阿姆达巴德的氛围变得一触即发。甘地抑扬顿挫地说道：“这是终结之战。面对子弹的威胁我们当面无惧色……无论代价如何我们都决不退缩。”当局加剧了本已紧张的局势：一位地方官员3月7日逮捕了帕特尔，由此引发了一场罢市，导致纺织厂、学校、商铺和市政办公室都关门停业。12日晚，人们彻夜不眠地守候，并在拂晓时祷告和吟唱灵歌。然后是甘地发言：“这场斗争不是一次公开表演；它是最后的抗争……我要求你们返回到这里时，要么已为自治献身，要么是它的赢家。”甘地的妻子卡斯图巴（Kasturbhai）为他戴上印度土布制成的花环，又给他一支手杖。在大步走出修行所时，这位印度领袖在围观者中引起了激动并多少有些矛盾的情绪反应。对他的秘书马哈德夫•戴赛（Mahadev Desai）来说，甘地使他想起两位伟大的战士来：“在征服斯里兰卡的途中”的拉玛王（Lord Rama）和“被解救受苦受难的受压迫者的使命所激励”的佛陀（Buddha）。80

行进者进入每个村庄，都会有群众聚集起来，敲锣打鼓地欢迎。甘地会发表简短演讲，批评食盐税“不人道”（inhuman），声称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是一场“穷人的战斗”。每次停留时他也会劝告村庄主事者们辞去职务，并指示对拒绝辞职者进行个人抵制：希望他们的头领辞职的村民们可以拒绝出席在他家里举行的婚礼或其他庆祝活动，但他们不得在必需的服务上发难。“诉求必须通过理智和心灵，而不是对强力的恐惧来实现，”他坚持说。81

甘地想通过到海边的游行，把普通村民们领进争取独立的更广阔运动中来。他明白对穷人们宣讲何为休戚与共远远不够；游行者们应该通过简朴和无私的个人行为来证实他们的主张。甘地命令大家每天晚上都睡在户外，除了简单的食物及休息和洗漱的地方之外，不得向村民提任何要求。但是，对一些人来说甘地设定的标准太苛刻了；他说他为一些游行者享用运来的牛奶和蔬菜并搭乘汽车感到耻辱。他在巴特干村（Bhatgan）谈到了这些奢侈行径。一位观察家说：“大家听出他声音中的忧伤，都十分安静。他的话语穿透了我们的心灵。一个接着一个，所有的油灯都熄灭了，会场一片漆黑，只有一盏小小的灯还燃烧在甘地附近。”82

印度社会持久难愈的裂缝显然也和这次游行相伴。出席村庄和城镇里的聚会的穆斯林很少，有“贱民”（untouchables）参与游行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嫌恶。尽管如此，随着终点渐近，赶来聆听甘地演讲的人也越来越多。距巴多利“非暴力抵抗”的地点不远的苏拉特（Surat）有3万人迎候他；还有超过5万人聚集在去丹迪的火车站。地方官员辞职的浪潮紧随其后：苏拉特地区几乎三分之一的村庄头领们在4月第一周辞职了。83

食盐游行引发的热潮远远超出古吉拉特的范围。甘地一路上写作和接受采访，印度媒体也常以整个头版来报道游行，广泛传播了甘地的事迹。“神灵作证，虽然那时我只是个学童，但可以说当我约略意识到他正在慢慢接近目标时，我被惊得目瞪口呆，”演员阿里格•帕丹斯（Alyque Padamsee）回忆道。三家孟买电影公司派出机组随行拍摄新闻短片，外国记者把甘地变成了一个在欧美家喻户晓的名字。（1930年年底，《时代》杂志评选他为“年度人物”。）84

经过3周的跋涉，游行者们在4月5日早晨抵达丹迪，比原计划提前1天。当晚超过1万2千人聚集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甘地称赞政府没有干扰行进，并把这归功于世界舆论的关注。他呼吁国际公众表态支持印度独立，并告诉印度人他们正在前往“自治女神的神殿”，除非目标实现否则他们决不让政府有半刻安宁。他说丹迪的海滩是“圣洁之地”。85
第二天，也就是4月6日的拂晓，甘地站在岸边，俯身掬起一团泥巴，这是开始破坏盐业垄断的信号。游行者们马上开始往容器中灌海水。深思熟虑、有系统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终于开始了。86
“满街都是甘地式的帽子”

从阿姆达巴德到丹迪的游行是一次可贵的胜利。在全国上下的注视下，甘地为使用非暴力行动反对一个没有同情心的政府现身说法。通过自己掷地有声的话语和坚定的范例，他吁请印度人宣布政府的法律和征税与他们无关。他告诉英国人他将蔑视他们的权威，他游行数周鼓吹即将发生的违法行为，并告诉每个人同样行事是他们的义务。
对英国官员的任何行动，甘地都准备好了应对办法。如果他们逮捕违反食盐法者，那么他们将为民族主义运动制造出烈士，并且会证实甘地所声称的他们的暴虐意图。如果他们对食盐抵抗者置之不理，那必将助长人们怀疑他们面对印度人的对抗时，执行自己的法律的决心。无论选择哪个，他们都只赔不赚。

由于任何人只要使用海水就能制盐，所以参与运动非常容易：把海水装入容器、进行蒸煮，然后刮起残留物，这是全部需要做的。虽然制盐仅在孟加拉、马德拉斯、特别是孟买的沿海地区成为一项普通活动，但据报道几乎全国都有这类活动发生。在孟买市，那些在户外制盐的人被一打之多由义工手挽手组成的同心圆包围，以保护他们免遭警察干扰。和父亲一起在联合省镇子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售盐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回忆：“就像一个弹簧突然松开了。制出的东西是好是坏真的不相干了；重要的是去触犯可恶的食盐法……”87

在食盐游行后的几周，甘地在寻找能刺激当局逮捕他的法子。于是他在4月24日预告了一个特别具有挑衅性的行动：他将领导一起针对达拉萨那（Dharasana）食盐厂的袭击行动，而这必定会遭遇暴力。威基伍德•贝恩明白这是甘地设下的圈套，他写道：“他们费尽心思，试图使我们面临或者采用他们将视为无理和残酷的镇压，或者承认他们的要求的两难境地。他们不会让我们冷落他们的。”88
食盐游行开始时，欧文自忖他有以应对：他将任甘地作为，一旦违法则立即逮捕他。然而当这个短小精干的身影步入丹迪的海边时，总督犹豫了。当时再明显不过的是，逮捕甘地会引发一场抗议风暴并刺激欧文想拉拢进圆桌会议的温和派。

其他官员更关心如何维持秩序。孟买的行政长官坚持认为，甘地逍遥法外使政府的支持者们倍感气馁，却助长了它的反对者的气焰。面对这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实在无处可避。一份民族主义报纸说：“逮捕甘地无异于点燃整个印度，不逮捕他又等于允许他在草原上纵火。”欧文最终拿定了主意：以1827年一项无需审判或固定刑期的法规为依据，在5月4日晚上逮捕甘地。89

对甘地的拘禁没能阻止住达拉萨那的行动。76岁的退休法官阿巴斯•塔巴基（Abbas Tybaji）走到前列，和甘地的妻子卡斯图巴一起，于5月12日带领300名义工去了食盐厂。他们在到达之前就遭到逮捕并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但是达拉萨那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依然没有结束。诗人、工作委员会成员萨罗基尼•奈杜（Sarojini Naidu）赶往海边接管工作。她和义工们多次接近工厂，但每次总有警察挡住他们的去路，于是他们干脆坐下来等待，有一次就这样僵持了28个小时。有数百人被投进了监狱。90

奈杜明白袭击会引起暴力，而她所希望的则是它并非来自袭击者：“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任何暴力。你们将遭到殴打，但决不能反抗：伸手抵挡开都不行。”5月21日，示威者们试图突破环绕食盐厂（salt pens）的铁丝网。警察冲了上来，用称作lathis的钢尖棍子抽打他们。一个外国记者这样报道：“没有一个人哪怕抬起胳膊来格开抽打。他们像被保龄球击中的瓶子一样倒下了……剩下的人没有溃散，只是默默地坚强向前行进，直到被打翻。”当第一批人被打倒时，担架队组建起来救走伤员——接着每天都有更多的对抗。直到6月6日，达拉萨那的行动才算结束。91

在往丹迪行进的途中，甘地已经在思考运动的下一阶段。他相信公民不服从应该继续集中在食盐垄断上。抗税和违反林业法规受到劝阻，因为其对象没有一个像食盐税那样先天地不正当。但他觉得在运动中应当抵制外国布料和酒，这样行事并不违法，却能销蚀英国的统治（raj）。运动应当坚持不懈，但应有良好的管理——不过不是由他来进行。甘地和他的同事们明白，他们不可能指挥每个城市、镇子以及村庄的运动，特别是在他们遭到逮捕以后。他们让各省的委员会因地制宜，谋划各自的策略，但有一个条件：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严格非暴力。92

勒克瑙市（Lucknow）的国大党组织者在制盐和抵制布料上没那么走运，他们转而采取另一种方式迫使官方在镇压和退让之间选择。1857年叛乱之后，统治当局（raj）在古老的印度小区中辟出了两条大道——拆毁房屋甚至墓地——以保证军队快速通过。他们还开拓出一块新的英国飞地（enclave），被称为哈慈勒佳尼（Hazratganj）的商业街贯穿它的中心。每个人都明白，英国人视为自家自留地的商业中心的秩序，象征着帝国对勒克瑙的控制；国大党很早就被禁止在哈慈勒佳尼组织游行。现在民族主义领袖们决定出招挑战：勒克瑙的任何地方都不得禁止印度人进入。93

5月14和22日，试图到哈慈勒佳尼游行的国大党义工们两次都被警察阻拦，但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也都被允许进入。13位领导人因此被捕，但国大党被告知如果事先申请许可的话，可以游行。英国人将允许印度人进入自己的自留地，但他们先得承认英国统治的无上权威。还没有被捕的国大党领袖们不会让英国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摆脱困境。5月25日，一场由大约200名义工举行的未经许可的游行，在一些妇女的带领下向哈慈勒佳尼进发，但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位地方官员警告说如果他们不撤退将使用武力驱散，之后他们等了几分钟；接着警察拖开了前面的妇女。当骑警队出动时，领导人们命令抗议者们卧倒，然后有警察把他们拖走。当时一些人开始反抗，然后警察开始用钢尖的棍子劈头盖脸地抽打游行者，连旁观者也未能幸免。超过100人被打伤，很多人受了重伤，国大党声称一些人被杀害。

针对哈慈勒佳尼地位的挑战，就像一部摊开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教科书。国大党找到了一个对人民有个人意义，也象征着英国统治的总体不公的问题。然后义工们致力于违反英国人的法令，最后招致警察攻击赤手空拳的人民，而他们自己戒绝暴力。抗议者们承受的身体疼痛是胆略的标志，也提醒人们记住统治当局使用的代表其特性的暴力。

然而冲突并未就此止步。第二天，市政官员听说国大党计划再次尝试以后，大约400名警察和士兵袭击了它的总部，清空了街道并拉下了国大党的旗帜。领导人们于是取消游行，军队和警察这才撤离。愤怒的居民们追着返回驻地的警察不放——国大党义工劝他们回家，但无济于事——并投掷砖头、石块和瓶子，最后扬言要把驻地付之一炬。大约半小时后，警察开火了。4人被打死以后，军队才算恢复了秩序。
当局实行了宵禁，禁止大型集会和游行，并逮捕了很多人。勒克瑙的公民不服从并没有赢得在象征英国权力的街道上游行的权利。但民族主义者们获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迫使统治当局放弃仅靠枪口来维持帝国统治的幻想。然而他们也吸取了一次沉重的教训：许多他们希望唤醒来反对英国统治的人并不理解非暴力原则的道理，而对这一原则的破坏使得更暴力的一方掌握了主动权。

勒克瑙并不是食盐游行之后，让英国统治者（raj）发现自己的困境并不得不在放弃控制和使用武力之间选择的唯一地方。4月6日之后的数星期以致数月里，各省发往德里（Delhi）的电报和报告，挫破了英国抱有的运动无法形成气候和产生不了严重威胁的期望。甘地所号召的公民不服从在全国许多地方引起了大大小小的震动，使统治当局（raj）失去了信心。

在孟买市，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和布料纠察行动（cloth picketing）遍布四处，义工们接管街道来指挥大规模的有序游行。据新德里（New Delhi）的内务部长H.G.黑格（H.G. Haig）记录：“国大党办公室公开指挥这样的反叛运动。满街都是甘地式的帽子，身着制服的义工们以和警察一样的规则和纪律担起纠察的任务。”在孟加拉辖区的米德纳普（Midnapur）地区，警察对制盐义工的一次袭击引起了一场乡村叛乱：农民们把村庄变成了堡垒，用竹子和树木修建路障，并在野外挖筑战壕。“我觉得恢复哪怕一点安宁的希望都非常渺茫，除非我们再次开枪，”惊慌失措的地区官员6月时写道。94

随着事件开始呈现出起义的意味，甘地发动的运动的轮廓有时候被歪曲的面目全非。在同属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恐怖分子在一场以非暴力（ahimsa）精神开始的运动中掺杂了他们的方式。5月28日，大约60人洗劫了当地的军械库，夺取了大批武器。在被警察和士兵赶走之前，他们兴高采烈的喊着“甘地的统治开始了”来庆祝，并发布了一份独立宣言。95

对政府来说更坏的消息从以穆斯林帕坦人（Pathans）为主的西北崎岖边境传来了。阿卜杜拉•贾法尔汗（Abdul Ghaffar Khan），一位从族群尊严和社会改革的捍卫者转变而来的非暴力行动的拥护者，是关键人物。他的追随者在白沙瓦（Peshawar）的酒品商店外执行纠察任务时，领导者遭到逮捕，于是一大群人穿越街区有秩序地游行抗议。士兵们开火了，枪杀了至少65人；后来，两排印度教信仰的枪手拒绝执行镇压以穆斯林为主的人群的命令，最后官方从市里撤走了所有士兵。英国失去对白沙瓦的控制达十天之久，骚乱也扩展到了农村，那里官员辞职，税务和法院都陷入瘫痪。欧文说该省的长官处在“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支撑英国统治（raj）的梁柱似乎正在倒掉。96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7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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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4)——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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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和反弹

在甘地被捕之前，政府对公民不服从除了坐待其消退之外，束手无策。后来地方官员被给予特别权力，他们采用赤裸裸的武力来对付公民不服从行动。甘地能被容许走200多英里路到丹迪而不受干扰；而其他违反英国统治当局（raj）法律的印度人明白，他们不会得到这么客气的对待。5月底，地方官员被授权起诉执行纠察任务、威胁公务员或煽动“罢税”（no-tax）抗议的人。97

6月3日，总督府（Viceroy's Council）许可省级政府宣布“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组织团体”非法，到夏末时，大多数地方的工作委员会都被宣布为不合法。监狱里开始塞满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父子和帕特尔也在其中。国大党的通信也受到强制审查，而官方也于10月时开始没收被取缔组织的房屋和财产。政府也准备了一部无所不包的《紧急状态权力法令》，以应对严重危机。98

英国平定运动的策略也有比较体面的一面。圆桌会议将在10月举行，欧文依然希望国大党届时参加——仍忠于统治当局（raj）的印度领袖也抱有同样的期望，他们知道参加没有国大党的圆桌会议会让他们严重孤立。因此他们中的两位拜访了狱中的甘地和尼赫鲁父子，详细讨论国大党参加会议的条件。多个回合的讨论之后，三位囚犯同意让步，但得满足包括释放因公民不服从而入狱者，撤销特别法令，归还被没收的土地，允许纠察行动和制盐，以及承认印度脱离帝国的权利等在内的条件。欧文显然无力满足这些包揽无遗的要求，到9月第一个星期时，双方都放弃了达成协议的努力。99

欧文的策略——兼用镇压和谈判以恢复常态——告败了。但是政府的手段——逮捕、发布命令、对抗议者施暴——使公民不服从复杂化了。如果国大党想让运动继续进行，并使已获得的势头继续增强，就必须设法使政府的压制尝试失效。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确保暴力不至于吓跑有意加入运动的人们。抗议者的大规模集中，就像在达拉萨那或勒克瑙那样，使人们很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国大党强调诸如制盐、抵制布料和酒这样小规模、分散，较少可能使人们面临棍棒和子弹的行动。

国大党也明白，必须使统治当局为镇压付出代价。甘地遭捕在许多城市和镇子引发了示威和罢市，此前还反对停止和统治当局合作的要求的温和派，也因此退出了立法会（legislative councils）。同情他们的记者也报道了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时触目惊心的细节，国大党则公布了达拉萨那的伤者的照片。每个镇压行动都能被国大党用来赢得印度人更坚定的拥护。100

此时，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坚定的对手的英国，才明白遏制公民不服从需要先使它的组织机构瘫痪。当他们试图阻止民族主义的杂志和报纸发往外地时，国大党以印刷并散发传单以及——在政府没收印刷机以后——给地方领导人们发送信件、电报和派出信使来回应。然而，面对压制，全印范围的协调还是受到了限制。除了号召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和抵制布料，及劝诫人们要保持非暴力之外，国大党不再给省级机构发出具体指示。“斗争的策略应当……根据当地情形决定并由他们随时调整，”一位作者7月在甘地主持的《青年印度》杂志上宣称。政府的攻势没能遏制运动，只不过让它分头进行罢了，在各省领导人被捕之后，地方积极分子们又蜂拥而来。101

无处不在的抵抗

甘地作为运动领袖最卓越的功绩，在于通过把国家独立——一小部分精英抱有的崇高目标——和为数百万印度人提供切实改进的现实要求融为一体，来为他的事业集结支持，从而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在他的想象中，印度人争取自治的最初方式是把自己从政府不公的食盐垄断中解放出来，在这之后，地方领袖们将会认识到应该围绕什么问题组织抗议。英国统治（raj）对印度人生活（或生计）的每项侵入都是潜在的抵抗对象。

公民不服从最顽强的实践者，当数居住在孟买以北的古吉拉特肥沃平原上的帕地达人。印度没有任何其它地方，国大党、甘地的行动主义和公众意见能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国大党地区领导人帕特尔在20世纪20年代和甘地一道，把古吉拉特改造成了建设性工作的温床；他们也领导了一些为他们赢得人民的忠心的小规模“非暴力抵抗”运动（satyagrahas）。

帕地达人由于其坚韧、自力更生和团结而广受尊敬。一位满怀敬意的征税员1930年记载道：“他们能在这片土地上做成任何事情，无论好坏。他们的足智多谋和顽强意志确实令人赞叹。”因此，他们是公民不服从的理想人选，而在甘地到达丹迪海滩后不久，制盐活动就在古吉拉特沿海开始了。数千勇士因为制作和出售食盐而遭逮捕和殴打。102

但对帕地达人来说，土地税才是关键问题。英国人认为自己是这些由帕地达人（及其他印度人）开垦的土地的最终所有者，他们把该项税收看作一种租金。抗缴——古吉拉特的帕地达人之前这样干过好几次——等于公开宣告独立，拒绝承认英国对一项基本资源的占有的合法性。它也是一种能对政府运行造成实际损害的非暴力制裁行动。103

鼓动违反土地税收法的行动，在公民不服从正式发动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帕特尔不顾甘地先把运动限制在食盐方面的想法，和凯达地区（Kheda district）的农民见面，推动他们停止缴税。地区的征税员把帕特尔拘禁在拉斯村（village of Ras），但为了挑战这次监禁，村民们拒交他们的税款，而周围村庄的帕地达人也自发地加入拒交之列。3月19日食盐游行者到达拉斯时，甘地想让帕地达人停手，不过最后，虽然他警告说政府的反应不会温和，但他还是觉得必须支持这项行动。104

为了防止征税员没收他们的财物充抵税款，帕地达人收拾好他们的炊具、首饰和其它值钱的东西，穿越边界把它们运到了巴罗达土邦（princely state of Baroda），很多人在那里有亲戚。巴罗达官方考虑到本地帕地达人的反应，没有没收这些东西。到5月中旬，罢税的努力扩散到了古吉拉特其它地区，并与释放帕特尔和甘地——两人均遭逮捕——的要求结合了起来。然而，真正的较量要到数月之后的12月，也就是下一轮税款开征时才算到来。在孟买当局的请求下，中央政府下令要求因拒交税款而罚没的土地不得归还给所有者，辞职的官员也不得重返岗位。

古吉拉特的国大党组织者们尽了最大努力来劝阻他们的支持者使用暴力。在凯达地区，由于巴雷亚人（Baraiyas）嗜好暴力报复，所以他们避免把巴雷亚种姓的地主们拉入罢税运动。奥德（Od）村庄的领导人甚至在一群帕地达人和巴雷亚人共同袭击了一名臭名昭著的警官以后，取消了抗税活动。这些预防措施使罢税运动保持了非暴力的趋向，但它也使运动难以扩展到帕地达人为主的村庄之外。

秋天时，帕地达人需要回来收割和出售庄稼，并要在被截获之前穿越边境赶到巴罗达去。但征税员们在庄稼还在地里的时候，早早就来催征税款了。数卡车的警察在一天早晨突然出现，包围了村庄，殴打村民并夺走了他们的金饰品。一些人被绑起来痛打；其余的人被强迫赤身裸体地站在村子中间，而警察则闯入各家，把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但帕地达人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超过2万人逃到巴罗达，在那里建起了营地。一位英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许多村庄被完全抛弃。我从窗子里看进去，发现所有的财产都被带走了。要不是一只猴子从屋顶跳过小巷，死寂的街道上连个可以动一下的东西都没有……”105

抵制土地税的行动同样发生在联合省。1930年下半年，农产品价格锐减——全球大萧条的结果——使得税款成了许多农民无法承受的负担，罢税“非暴力抵抗”（no-tax satyagraha）的压力在夏天陡增。10月，联合省国大党发起行动。组织者发动游行和集会，并在活动中要求人们做出加入抵抗的书面保证。警察猛烈回击，破坏庄稼并牵走牲口。在一些地方，农民们为了躲避征税员而大批出走。106

在印度其它地方，抗税的主要对象是为了维持负责向警察汇报当地动向，被称作chaukidaris的联防员（watchmen）而向各村庄征收的税款。米德纳普地区的农民对这样干扰村庄生活感到非常愤怒，让所有人更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还得为此掏钱。待季风季节的到来暂时影响到食盐“非暴力抵抗”（salt satyagraha）时，联防员们马上就成了公民不服从的焦点。包括联防员在内的村庄官员们都受到了骚扰和排斥。大约有1000名联防员辞职，在一些地方，多达80%的人拒交这项税款。107

对于内陆中央省（C.P.）的龚德（Gond）和科尔库（Korku）部族居民来说，制盐没那么容易。他们有一个更加迫切的不满：使用国有森林受到限制，在其中放牧牲口也得缴纳高额费用。夏天，大批民众突然带着棍棒和斧头涌往森林，砍伐树木和竹子并牧牛。统治当局（raj）准备用暴力来阻止这些毁坏国有财产的行为。“我将严厉打击，可能还得枪杀一些，”省行政长官7月底时报告说。到10月底，警察行动基本上平息了劫掠森林的活动。108

在乡村公民不服从中，国大党常常发现自己跟不上民众行动的步伐，它极力争取（不会总是成功）给予一些指引并制止暴力。另一方面，城市里的抗议总体上由国大党主动发起，并基本固定在象征性的问题上。没有哪个地方的非暴力行动能比孟买的更有创意。食盐抗议平静下来以后，国大党指派纠察员巡查布店和酒品铺前的街道，散发传单，在夜里焚烧外国布料，在海滩上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宣布定期罢市以抗议逮捕或警察滥用权力，并带领长长的游行队伍走街串巷。

孟买的活动高峰出现在12月。当纠察员们躺在街上阻拦装载外国物品的卡车时，一位年轻的义工被杀害了——据国大党的说法，是被卡车碾死的。消息传遍城里，黄昏时人们在惨案地点进行祭拜。第二天，国大党义工散发关于事故的简报，带领人们抬着死者遗体向焦帕蒂海滩（Chowpatty Beach）游行。警察用刺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并冲击在附近街区围观的人们；整整一天冲突不断。死难地后来变成了鲜花覆盖的圣地，警察刚清除掉已有的，马上就会有新的花束送来。“你只有生活在孟买，才能感受到对英国的那种愤怒氛围，” 埃露•达斯图尔回忆说。109

马德拉斯市、加尔各答及其它地方的国大党组织者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公然违抗统治当局（raj）的法律或者夺取公共场所的控制权。有时警察对他们置之不理；另一些时候他们又被用棍棒驱散。由于这些对抗是设计给成百上千来围观的普通民众看的，所以它们很少切实伤及英国统治（raj），但是警察打击非暴力的男男女女的情景，却会赢得巨大的公众同情。另一方面，这种招致武力的行动也是双刃剑：它可能引来有暴力倾向的支持者，因此使对暴力的责任变得模糊、使旁观者感到恐惧并得冒遭受更严厉镇压的风险，而这反而会延缓运动。110

公民不服从以集体行动为形式，但参加这些抗争的个体面临的是强烈的个人抉择。拉合尔的大学生以挨家挨户地搜集外国布料，把它们堆积起来付之一炬的方式来参与。希瓦•杜阿的家人已经改用土布，丢弃了大部分外国布料的衣服。仅剩的一样是杜阿从她已逝的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匹莎莉（sari）。她怎么可能把这东西弃之火海呢？但当她看到邻里们朝下面街道上的学生们扔东西时，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她下定决心：“母亲归母亲，但祖国高于母亲，必须放弃莎莉，所以我交出了它……”111

英国人也好，国大党领导人们也罢，他们都没有想到妇女们会如此热烈地参与到运动中来。妇女们把大水罐搬到海边，烧水制盐。在村庄里她们抵制拍卖被没收的物品，还骚扰和羞辱购买者。她们被警察抽打，可能有2万人在1930年入狱。妇女也成了省区和全印公民不服从的“发令人”（dictator）。拉合尔的一位学生抗议组织者说：“印度妇女给了英国政府沉重一击。我们再也不是……甘于待在四壁之内，胆怯、温和、目不识丁的那种印度妇女了……”112

就多方面而言，甘地在妇女问题上还是个传统主义者，尽管他认为妇女拥有更强的道德纯洁性和忍耐苦难的能力，这使得她们成了“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理想人选。最初他想把她们限定在纺纱和为家人们制备土布衣服的范围内，后来才允许她们执行纠察布料和酒品商店的任务，但表示违反法律的行动应该留给男人们。当妇女们对这种排除抱怨连天时，甘地让步了。甘地无疑激发了许多妇女参与公民不服从，但大多数妇女是自发参加而非受他鼓舞。113

（未完待续）

觉悟 · 发表于 2011-9-28 00:25

本帖最后由觉悟于 2011-9-28 01:31 编辑

回复 14# 觉悟

一种更强大的力量(15)——非暴力抗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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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维持，遭遇挫折

1930年，公民不服从几乎涌现在印度的每个省份，尽管英国为扑灭它不惜使用严酷手段。一次又一次，统治当局不得不依靠警察来重获控制。有时——在白沙瓦是暂时的，在古吉拉特持续数月——甚至连棍棒和监禁都难以奏效，官员们只得承认他们在一些地方的统治去日无多。在许多地方进行的镇压措施，动摇了英国统治（raj）的财政和心理基础。
抵制酒品、拒交土地税和联防员税款以及劫掠森林，在一些省份造成了财政收入减少。比如，比哈尔和中央省都倚重酒品消费税（excise taxes），因此在那里酒品抵制的效果立竿见影。布料抵制减少了中央政府课征的关税（并导致英国工业收益下降）；布料进口额一年内下跌了一半。这部分是由于经济萧条，因为它削弱了印度消费者的购买力；但布料进口的降幅要比其它商品为大，这可就是抵制造成的差异了。114

由于警务工作花费颇高，新增的直接开销使非暴力制裁引起的预算紧张更加严重。从食盐游行到与帕地达人的斗争（1931年年初时还在进行），一度有6万人因公民不服从而被关押。孟买、孟加拉和中央省不得不增加监狱投入，寻找安置囚犯的临时办法（如临时营房），并往动乱地区配送额外的警力。地方官员蜂拥辞职更使恢复秩序的活动雪上加霜。115

但相比之下，统治当局的大老爷们更担心的是运动对他们的印度雇员们、特别是省警察部队的斗志的影响，而不是打击公民不服从的财政耗费。阿姆利则惨案以后，英国宁可依赖警察，而不愿再动用士兵去驱散或制止印度抗议者们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民族主义者们能够削弱警察部队中印度人的忠诚和纪律，那他们就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继续统治的根基。116

公民不服从给警察带来了可怕的负担。正如一份关于联合省情况的报告所承认的：“他们遭到公开辱骂和贬低，而且频频遭受攻击；店主们有时候拒绝为他们服务，他们不体面的工作使他们不被接受；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家人也经常遭遇社会抵制。”孟买的总警督报告说，他都不确定是否可以依靠他的警官们去执行政府的镇压。117

曾在孟买市服务的英国警官约翰•考特•克里（John Court Curry）在他的自传中坦承说，他“对必须驱散这些非暴力的民众感到非常不满，尽管违法者受到的伤害几乎总是非常轻微，但对这些人使用暴力还是和使用暴力来对付危及他人生命的暴徒的迫切需要相当不同……我对这种做法的反感逐渐增加，以至于每有国大党举行大规模游行，我就感到身体严重不适……”118

英国官员给那些承受运动主要压力的人们提供慷慨支持。比如，马德拉斯政府使警察免于其他公务员都承受的减薪，并给和抗议者打斗的警官优厚的奖金。警察们也得到保证说，高层会使他们免于因暴行而受指控。相比之下，国大党破坏警察忠诚的努力就从来没有连贯性。最初，国大党诉诸他们的爱国情操；在马德拉斯，积极分子给警官邮寄明信片，恳求他们克制针对“同胞”的暴力。但是警察的越轨行为使国大党转而反对他们，而指责警察又有助于凝聚民众的支持。国大党消减英国统治（raj）合法性的目的和赢得它的保卫者的支持的目标相抵触。119

1930年9月，总督终于可以向伦敦报告说国大党在动摇警察的士气上已然“确定失败”，新警员也很容易招收到。结果是，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被公民不服从搞得难以统治。随着时间一月月过去，欧文和他的同事对他们抵挡住国大党攻势并把运动分割成一系列地方问题的信心与日俱增。在1930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运动的浪潮好像到了顶峰并开始衰退。虽然抗税（anti-tax）行动在少数地区依然顺利进行，但当局觉得已经安全到没有必要颁布仲夏时起草的《紧急状态权力法令》了。120

尽管国大党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统治（raj）的全国运动，但它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地进行，而且还被甘地早就预料到的社群分裂所削弱。1929年年底时，他已经明白穆斯林领袖们不会和国大党正式合作。但他希望通过把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和对经济不平的非暴力制裁紧密结合起来，国大党可以克服普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不信任，并且在激烈的战斗中锻造平时难以实现的情谊。国大党也通过重申没有他们同意不会接受任何宪政协议的承诺，努力消除穆斯林政治家们的疑虑。

但良好的初衷和政治姿态没能唤起多少穆斯林对公民不服从的热情。大多数穆斯林领袖坚持公开指责国大党的立场，而普通穆斯林不愿参与国大党地方组织者策划的抗议。1930年11月，在因为公民不服从违法行为还在狱中的超过2万9千名囚犯中，只有1152名是穆斯林，这可作为全国参与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没有穆斯林的有力参与，运动在地理布局上就只能不完整了：以穆斯林为主的旁遮普和信德（Sind），1930年没给英国造成多少麻烦，而穆斯林的冷淡也削弱了其它地区的运动。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偏远的西北边境，贾法尔汗在那里用甘地的原则来鼓舞他的义工们。121

阶级分化削弱了运动的力量。国大党和特权团体-比如资助国大党并支持布料抵制的商人、作为乡村地区中坚的地主-有着财务和组织上的联系。尽管甘地向包括最贫穷的人在内的社会所有阶层都伸出了手，但国大党和富裕、有权势的印度人的关系还是抑制了它对下层社会的感染力。甘地甚至避免策划一场总罢工——这在损害英国统治（raj）的同时，也会伤及印度商业——而工业区富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1930年自始至终都是一块未开发的资源。122

对运动的限制不都来自内部；政权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妨碍了它。虽然早期的下放控制权和分散行动的策略帮助运动从高压攻势下存活了下来，但警棍抽打、大规模逮捕、惩罚性的警察袭击、宵禁以及其它形式的迫害所造成的人身伤害，限制了公民不服从在全国部分地区的扩散，并消解了其它地区的运动。

在政权的暴力没能吓退运动参加者的地方，统治当局找到了惩罚不服从的印度人的其它办法。扣押抗税者的土地是一个毁灭性的策略。准备好入狱甚至经得住人身伤害的人，发现难以承受丧失他们的土地、从而使家人陷入穷困这样的事实。比如，比哈尔的土地扣押迫使农民们1930年年底重新开始缴纳联防员税费。123

经济疲软也制约了运动。最初配合抵制的布商随着损失的增加，开始失去信心。刚到7月，孟买的商人和温和派政治家们联合起来，试图说服甘地和尼赫鲁父子与统治当局达成妥协。同年晚些时候，由于商人们暗地里出售外国布料，集体纪律几乎在孟买之外的所有地方开始涣散。124

1930年下半年时，国大党自己就疲惫不堪了。逮捕迫使领导层把主动权交给了在镇压下陷入混乱的省级委员会，而双双不支的中央和省级控制则削弱了非暴力原则。印度很少有地方像古吉拉特一样，那里的帕地达人有“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经年经验，并承诺恪守非暴力。米德纳普的抗税者、中央省的森林劫掠者以及孟买市和加尔各答的民众都对暴力的风险缺乏判断，针对警察、护林员和英国统治当局（raj）中其他人员的攻击开始增加。甚至古吉拉特也有一位拒绝辞职的地方官员被谋杀。公民不服从越是肇始于地方性的不满而非战略意图，就越有可能偏离非暴力的标准。125

休战

当国大党还全神贯注于一场在许多地方逐渐衰落的运动以及一个支离破碎的组织时，英国人正注视着伦敦圆桌会议桌子另一边的其他印度代表。圆桌会议从10月底开到次年1月中旬，参与者包括英国官员、土邦代表以及穆斯林、印度教徒和自由主义的领导人——但没有一个人来自最有资格代表印度的组织：国大党。

会谈产生了一个非国大党的印度与会者和英国都能接受的宪政改革方案：土邦和英国治下的印度组成一个行政权向立法机构负责的联邦。总督在转型期间将享有某些“保留”权力，比如防务和财政。在印度自由派看来，这个协议是朝向自治的进步。穆斯林也对保护他们免于印度教支配的联邦结构感到放心。甚至强烈反对欧文1929年改革努力的英国自由派和托利党人，也支持这种安排下的自治领地位。但非民主的土邦在立法机构中的影响力，以及为行政控制之便保留的权力，怎么看都是为了捍卫英国统治（raj）。126

但是，由这群没有代表性的印度代表在伦敦开始的进程，如果排除国大党的话，将不会有多少发展潜力。虽然欧文对说服国大党参与下阶段的会谈还没有把握，但他觉得使印度人同意一个相当有利于英国统治（raj）的协议的机会失不再来。他也希望缓解公民不服从对他的统治及国库造成的重负和消耗。这样，表态愿和国大党和睦相处的时机就成熟了，而他也于1月24日宣布，将无条件释放所有工作委员会成员。127

甘地一获得自由就坚持国大党不会停止公民不服从和参加会谈，除非政府先满足某些要求——诸如允许进行纠察和制造食盐、返还没收的抗税者的财产及废除镇压法令。然而在幕后，他听到国大党内外都认为该是和政府达成协议的时候了。一直对公民不服从颇为犹豫的国大党温和派现在想放弃它了。而抵制温和路线的激进派在莫提拉•尼赫鲁于2月6日去世以后，也失去了领头人。

甘地也仔细调查了商界的意见，他发现他们渴望妥协。加尔各答印度商会主席凯坦（D.P. Khaitan）2月11日宣称：“我们提醒甘地和国大党，现在是他们考虑达成一个体面协议的可能性的时候了，这大概不会有错。我们都想往安宁。”最终，甘地自己抱有的“非暴力抵抗”（satyagraha）的实践者所承受的苦难能改变他们的反对者的坚定信念，让他相信这种改变可能会在和政府的当面会谈中显露出来。于是，2月14日他写信给欧文要求会面。总督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28

被认为正派、虔诚的欧文，给甘地的印象是解决冲突的理想合作者。而欧文，作为对甘地的尊重的回应，也有意加强这种印象。他写信给威基伍德•贝恩说，他努力让甘地相信他的诚心、“同情”和“对他的期望、犹疑和失望的理解”。他采纳了一位印度自由派人士的建议，带着他“最深沉的精神面貌”出席会谈。129

2月17日下午，甘地围着毛织披肩，像几年前一样，阔步踏上了新德里总督府的台阶。娱乐喷泉和大象雕塑，笼罩在高拱的圆屋顶下，恰当地表露出了帝国精神。他爬上宽阔的阶梯，被带往欧文的书房，欧文正坐在那里的壁炉前烤火。甘地每天和欧文谈完后，就回到一位朋友的家里，在那里和工作委员会成员们一连几个小时推敲事情。

这是初步的、没有约束力的商讨——澄清作为第二轮会谈基础的议题和立场。首先是来自最近的圆桌会议的宪政问题：国大党是否应该在联邦制、负责任的中央政府以及行政部门暂时保留各项权力的框架内谈判？其次是如何对待公民不服从的问题。欧文清楚表示，如果国大党停止运动，他会释放所有公民不服从囚犯、废除相关法令并召回惩罚性的警察部署。但是甘地要求的更多：恢复辞职的地方官员的工作、归还抗税者被没收的土地、允许制盐和执行纠察酒品、布料商铺的任务以及调查警察滥用权力。

不过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宪政方面的。尽管政府的改革方案远远没有达到独立的目标，但甘地得到欧文的保证，他说国大党在下一轮会谈中可以提出印度脱离帝国的权利的问题。此外，从甘地个人的观点来看，宪政问题——印度是得到自治领地位还是完全独立，以及转型如何进行——并非他心目中所想的印度自治（swaraj）的关键。

但是让甘地在其它问题上放弃原来的主张没那么容易。毕竟，他的运动战略以抵制诸如食盐垄断和布料进口之类英国统治最切实的表现为基础。如果他在这些问题上让步，公民不服从就会被前线的许多印度人认为是一场失败。对帕地达农民而言，宪政改革和他们失去土地的沉重打击相比，微不足道。同样，在达拉萨那流过血的儿女们几乎不会接受一个保留他们的抗议对象、并豁免警察对暴力的任何责任的协议。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对欧文来说困难一点儿也不少。他的省级官员们明确说，任何惩罚警察或者让运动在日常问题上得胜的协议，都会使每个英国统治（raj）依赖其力量才得以维持的人失去信心。“我们不得不主要用来判断任何拟议中的行动路线的，并不是它对国大党的可能影响，而是它对我们的支持者、我们的警官以及其他人的可能影响，”欧文的一位部长在德里会谈前几天提醒说。130

2月27日，甘地和欧文开始再次商谈。在联邦制、责任政府和保留权力这三点的基础上，他们很快就宪政谈判的原则达成了共识。但是在运动如何终止的问题上，会谈几乎破裂。最终，欧文只让步了一点，而甘地则作了大量妥协，他们这才达成协议：公民不服从将终止；政府会废除镇压法令、撤走惩罚性的警力、释放囚犯并允许被取缔组织恢复运行。原来辞职的印度官员，只要他们的空缺没有被正式填补，也能重返岗位。

另一方面，不会对警察滥用权力进行调查。农民也不能重获已出售的被占土地。对布料和酒品商铺的和平纠察可以继续，但不再作为一种政治制裁。并且，尽管食盐法依旧存在，但政府不会干涉家用的小规模制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非常失望，但甘地设法获得了工作委员会的同意。休战条款于3月5日公之于众。131
甘地的赌注是，和坚持下去相比，通过取消公民不服从和参加圆桌会议进程，国大党会收获更多——或者损失较少。尽管在几个方面保住了面子，但他难以声称在任何基本问题上获得了明确的胜利。然而，他似乎赢得了重建国大党被破坏的组织的时间，而领导层也保持了完整，尽管激进派不满甘地的和解路线。他们之所以能保持一致，是因为相信一旦8月召开的新圆桌会议无法达成协议，他们就能重捡法宝、继续运动。

《德里协议》（Delhi Pact）签署四天之后，欧文写信给在伦敦的威基伍德•贝恩，如释重负地说他终于不用在“诸如警察行为、镇压手段之类……困扰双方的诸多问题……”上让步了。总督关注的依然是他的控制手段，而协议对此并无妨碍。虽然协议没有阻止国大党重新组织起来，但它同样没有对英国统治（raj）拥有的充分强权构成约束。欧文强调说：“纵观整个事情，我确实认为甘地能被说服达成一致是非常让人惊讶的。”132

警察和公务员队伍中的许多印度人对协议就没有欧文那么热情，而英国官员们则决定必须使警察明白，重新发生冲突时他们不会束手束脚。孟加拉的省政府告诫说，“在无异于宣布政府决意维护自己并镇压颠覆性运动的毫不含糊的条款之后，紧随同样毫不含糊的切实证据”会保证警察的忠诚。于是休战协议墨迹才干，官员们就迫不及待地起草了新的《紧急状态权力法令》。133

由于双方的强硬派都坐待休战破产，事情似乎正在走向失败。方案的设计师欧文勋爵4月回到英国，一去不复返，而接任他总督职位的威灵顿勋爵（Lord Willington），却是另一番秉性。对于现在负有保持和平义务的国大党来说，民众针对地方问题的抗争也成了问题。在古吉拉特和联合省局部地区，部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窘，部分是为了抗议，农民们继续拒交土地税款。在西北边境，贾法尔汗的力量再次活跃起来，他们监督布料商店并呼吁抵制土地税。甘地自己一边劝告地方活跃分子们保持克制，一边敦促官员们进行妥协。帕特尔和尼赫鲁等其他国大党领导人开始怀疑，为了遵守休战规定，失去地方的支持是否值当。134

甘地8月启程前往英国，作为第二次圆桌会议的唯一国大党代表，他在会议上面对的是英国以及印度其它党派和土邦的代表。英国人坚持认为关于印度最终地位的任何进展，都得取决于在不同社群如何被代表以及国家的联邦结构如何精确布局问题上的协议。正如他们所预料到的，印度代表们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僵局，而甘地化解分歧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当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2月1日结束会议时，印度没有比会议开始时多靠近自治领地位一步。135

随着圆桌会议无果而终，重新进行公民不服从成了承认失败之外的仅有选择。甘地返回印度时，政府已经发出了严重的挑衅。孟加拉、联合省及西北边境的省级官员重新制订了镇压性的法令，同时还关押了包括尼赫鲁在内的一些国大党活跃分子。甘地要求和新总督威灵顿勋爵亲自商讨所有这些事情，但被断然拒绝了，于是国大党在1932年的第一天宣布重启公民不服从。

然而，这次政府已经知道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在挫败非暴力行动上也显示了更多的信心。数月前就计划好的一场先发制人的镇压，通过一股汹涌而来的逮捕和新法令实现了。甘地自己也在1月4日被关押。事实上，英国的新政策无非是戒严法。与此同时，由于运动先前的中止和对地方行动的限制，国大党的许多关键支持者都已脱离运动。现在他们不愿再次加入，把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奉献给另一场运动。新一轮公民不服从虽然在两年内从未正式宣布结束，但最初的6个月之后，它就完全不对英国统治（raj）构成严重挑战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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