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社会概念全面印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1)

李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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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社会概念全面印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李柚声 (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员，前加拿大独立学者学会会员)

摘要：把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发现，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而其他原生文明都发生在与海洋、沙漠不远的狭窄地段，导致争夺土地的阶级斗争，但被海洋激发的彼岸宗教文化部分缓解，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北方蛮族入侵后形成的古希腊、罗马开始大量奴隶的使用，并伴有宗教文化的此岸化。在古罗马帝国引入彼岸基督教后进入中世纪黑暗时期，也即向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回归。只有中华文明代表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性，中国战国前后各有近两千年稳定期：春秋前的朝代更替战争短至一两天之内，而秦汉后转为户口减半的周期动乱，逐渐摧毁中产阶级而走向平民化，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社会性的唯一代表。
关键词：原初社会，二级社会，阶级分化，战争文明

一、导论：验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一个全新视角

学术界对马克斯、恩格斯所提亚细亚生产方式曾进行多年的讨论，我广泛阅读的印像是：多数学者倾向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原始社会，也应是马克思的原意，但并不是纯粹的原始社会，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系封建社会或者奴隶社会的可能(赵家祥，2001,2002; 庞卓恒,2011; 启良,2001; 涂成林,2013; 卢钟锋,2011)。学者们也认识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以古希腊、罗马帝国开始的欧洲文明是歧出：文化演进动力是不断地突变，相对于其他文明地区，欧洲文明是一个明显的突变与歧出( Lamberg-Karlovsky, 2000 ; 张光直 , 2015)。本文要论证的是：中华文明是一个与欧洲文明相反方向的歧出，才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印证马克思、恩格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作者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发现，与世界所有其他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到战国时期才进入人造二级社会(李柚声，2009，2014)。由于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道两家都以原初社会为理想，秦汉之后的帝国时代是一个逐渐向儒家圣王理想国演进的历史，使广大农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停留在准原初社会阶段。如果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阶级分化导致农民某种程度的奴隶化与封建农奴化，秦汉后中国历史削弱中产阶级，使农民接近自然生活，即无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异化现象：男人们在蓝天白云下照看绿色庄稼日夜成长，女人们照看家人与儿女的日月成长。他们的生活融入无限自然美中，也就更能体现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原始社会的特点。这一两级社会理论验证了马克斯、恩格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说，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示马克斯、恩格斯的远见卓识。如果原初社会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说接近的话，中国传统文化富有共产主义因素，也是圣经伊甸园的生活。

学者们根据圣经推算出上帝按自己形象造人而产生亚当夏娃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六百多年前，也就是地中海文明开始阶段，也是人类开始人造二级社会、人造人的时间：上帝用泥土造人，人类用语言造人。至于如何人造社会与人造人，亿万人就有亿万种想法，这些想法都是不成熟而需要不断调整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每个想法的原创者都要说服以至迫使亿万人跟随他们的想法：神与专制的战争文明道路不可避免，也就是老子所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的原意，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印证。圣经记载说：“上帝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圣经：创世纪》第6章)人类从此走上以自己为敌的战争文明发展道路：在战争死亡威胁下求生存而导致社会结构复杂化与科技知识积累。

《圣经：创世纪》第11章说“那时，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此后被惊动的上帝耶和华决定变乱人类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大概由于上帝这一决策吧，人类在十万年前就开始走出非洲，在一万多年前到达最遥远的南美洲，这样人类就遍布在世界六大洲上。在五百年前人类开始近代化之前，中国与欧洲地域与人口大小相当，又都有统一的文化：儒学与基督教。欧洲人听从上帝耶和华的安排，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大概中华文明开始于圣经所说“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时代，即语言极不发达的原初社会时代，中国远在秦汉时期就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了。大概为了弥补统一语言的缺失，欧洲近代化过程中开启了资本主义商业化的资本金钱的流通，用资本金钱代替统一语言的流通作用。春秋战国的中国与近代欧洲有一个相近的演变过程就不足为奇了：二者同样导致郡县或者科层官僚的现代政府，也就是中华文明政治早熟说。

如果春秋时代尚处于准原初社会阶段的中国大地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急剧升级与人造二级社会的出现十分敏感的话，已经生活在人造二级社会四千多年的欧洲人就只能面对科技文化与社会变革的日新月异而欢呼了，在这种欢呼背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萌生圣经伊甸园式的乌托邦幻想，只有到这五百年近代化过程的后期才产生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老庄坚守原初社会天然生活之美，孔孟在老庄基础上进一步而要人造二级社会回归原初社会的话，两千多年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老庄、孔孟的理想现代化、科学化了。
, [  l0 Z. {  G8 I2 l( }图一对比春秋战国的中国与近代欧洲发现，二者走过一个相似的演化途经。

宋思运(2014)比较老子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李泽厚(2016)更有《儒学、康德、马克思三合一》题目的文章，陈卫平(2022)论述中国哲学对欧洲近代化的影响，他们背后没有说出的话就是老庄、孔孟的儒道两家与马克思主义是同一思路：老庄、孔孟以纯真之心呼喊人类不要进入阶级剥削与压迫穷人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以超越时代的智慧引导人类走出阶级分化困境而重回伊甸园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这里用美学二字来描绘原初社会生活：生活本身就是美，如同花香鸟语一般。如果二级社会是人类通过语言与理性思考来建造的话，原初社会是人类从猿猴继承来的社会，没有表达成语言。对于现代人来说，原初社会有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分，本文没有遵从一般论文习惯，时而用原初社会纯美学语言做具体的描述，以期帮助读者穿越这一鸿沟。

二、从时空穿越感来体会两级社会的彼岸世界

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时，我在海湾边用近十分钟的时间观看一群数千只乌鸦从我头上天空飞过，回归远处的山林：它们组成长龙，背负蓝天白云，俯瞰青山绿水，它们时而向一面拐弯而后又拐回。它们的队伍整齐划一，动作一致，人类久经训练的军人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在我观看期间，我身边树上有十几只乌鸦也同时飞起，加入这一乌鸦群飞长龙。我想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样行动一致、彼此关照无间呢，我想到一个字：美。有如长江东流水，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本身构成了大自然的美，并成为动植物生长与行为的背后动力，也包括早期人类。这里的物质循环系指诸如：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而生长，动物吃食消化植物而放出二氧化碳等等。

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鲁国任职，官至大司寇，代理宰相。在他治下，人们路不拾遗，从四方来到本城的客人不必向有关官吏请求，人们全都给予接待，让他们如同回到了家。

公元前496年，鲁国当政的季桓子接受齐国赠送的八十名舞女与车马，自己整天前往观看，懒于政事。子路就劝孔子离开鲁国到其他诸侯国寻求机会。孔子说：“鲁国即将举行郊祀，如果能将郊祀祭肉分送大夫们的话，我就还可以留下。”鲁国举行郊祀后，又没有向大夫们分发祭肉。于是孔子带领弟子们离开鲁国，季桓子派人用送行的名誉来打听孔子不辞而别的原因，对孔子说：“夫子您可没有任何罪过。”

孔子不直接回答，而歌唱道：“那妇人的嘴啊，可以让人出走；那妇人的话啊，可以让人身死名败。悠闲自在啊，聊以消磨时光！”

此后的孔子讲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话也就可以理解了。 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某些不尊重传统的诸侯君主开始用太监嫔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网，这是人为操控的二级社会的萌芽(李柚声，2014：60)。

从以上司马迁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1)诸侯国当权者可以终日玩乐，大臣可以随时到他国享受悠闲。2)大臣有罪后可以去他国逃脱。3)不用政府管辖，人民自己就自动招待来往客人，这样孔子与弟子们才可以周游列国十三四年而有吃住的保障。4)孔子离开鲁国的直接原因是鲁国当政者没有按礼仪规定分给大夫们祭肉，即君没有礼仪，我为臣的孔子就可以不辞而别了。孔子用唱歌来影射鲁国当政者迷恋歌舞的事，也说明当时社会活动还包括歌舞吟唱成分。

在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文化传统中，相当孔子位置的是苏格拉底，二者生活时代也非常相近。苏格拉底所在的雅典城邦，与孔子的鲁国大小相当，在中西两个世界的位置也相似。雅典当时实行直接民主制，由成年男子组成的公民来投票选择行政长官，通常任期一年。邱吉尔说：“民主制就是为了人民的目的，让一部分人民用大头棒来猛烈攻击(bludgeoning)另一部分人民。”

人民之一的苏格拉底被另外的人民之一的人告发，说他引入新神、误导青年。这两个对立的人民之一，在五百零一个人民组成的听审决策团面前相互争论之后，再由这五百零一个人民分子投票而分成截然相反的敌我两种意见：有罪与无罪。以微弱的多数，苏格拉底被判为有罪，而后被判为死刑。鲁国大臣有罪可以逃亡他国，雅典的苏格拉底也有逃亡他国的机会，但他坚持服刑被处死。作为苏格拉底学生的柏拉图就只能到他国逃命，那时的欧洲没有人会像鲁国市民那样主动招待外来人，好在柏拉图有足够的钱财养活自己。即使这样，柏拉图还一度被卖做奴隶，幸好被友人用钱赎回：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春秋时代就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种人民之间分成敌我两方而用大头棒互相攻击的现象，也曾发生在苏格拉底与他的美貌妻子之间。苏格拉底在给学生们讲解讨论哲学问题时，他妻子跑来把苏格拉底如雷鸣般地破口大骂一通后，将一桶水泼到苏格拉底头上，这才默然离开。学生们正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如何对待这一异常境遇时，苏格拉底悄然说到：“我就知道打雷之后是要下雨的。”

如果孔子用唱歌的艺术美来处理君臣关系的话，苏格拉底就用幽默来处理家庭的尴尬了。前者体现原初社会秩序的美学本质，后者体现二级社会理性秩序的不可人为操纵性。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揭示的中国传统农村生活是更像孔子的歌声之美呢，还是像苏格拉底的无奈之幽默。这里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乡冀中农村情况来显示这一点。

等男人们都下地劳动，做下一顿饭的时间还不到，冀中农村妇女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闲谈。五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学到“经常”这一单词，讲给她们，她们全不知道。但她们能分辩出附近每个村庄的不同口音，在她们的教导下，我也能分辩出周围三四个村庄的说话口音。我后来上学接触不同村庄的同学，就终生失去了这种能力。这样的农民没有接受任何二级社会思想体系的能力，除非像基督教那样每周一次的长年灌输。她们对人类声音分辩率远高于现代人，才能真正体验人类语言美的意韵，而非仅仅是词语表面的含意。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母亲、祖母一代河北农村妇女还遵从几百年的传统习惯，由当地老年妇女担当的媒婆介绍，再由父母包办，与自己不相识的男人结婚，然后到男人村庄生活，负责男人一家人的衣食。她们结婚后融入邻居间的妇女群，她们全是邻村嫁过来的：这种邻里中经常见面闲谈的妇女群在一二十人之内。 成人们记忆最深的是一起长大成人的姐妹兄弟们，成年后他们保持终生来往。冀中妇女们还与包括丈夫以及自己的父母的兄弟姐妹家庭终生来往，每年都多次互相访问，互通有无。至于某种原因认识的朋友家，却为数不多，并且有来往几年后中断的可能。这样她们认识来往的人数在五十到二百之间，多少与如何计算有关：诸如是否把她们来往的家庭大人小孩全都计算在内，是否把经常见面的家庭邻居包括在内等等。

我这里用美与仁来概括这些妇女与他人来往的社会交际。她们闲谈除了在一起消磨时间外没有任何目的，她们经常笑，本身是一种优雅的美。她们经常互相帮助，照顾贫弱的一方，即稍富有的一方主动送给对方粮食米面，至于邻居家妇女做饭缺油少盐更是相互供给而不分你我了。

当时过往乞丐非常多，尤其在农闲时，经常前后不断。招待这些乞丐的就是家庭妇女的工作，她们通常将家庭剩余的干粮，诸如窝窝头、玉米饼子等，用手掰开成小的块状，即一口干粮。乞丐敲门祈求说：“奶奶，奶奶，给口干粮吃吧！” 女人们是不会让乞丐空手走过自己门坎的，而乞丐又那样多，就只能尊重传统习惯而只给一口干粮了。即使这样，乞讨一两个小时也就够一天的饭食了。她们还让这些陌生人乞丐如同回到了家，这些乞丐在附近公共碾房过夜时，妇女们就主动帮助他们，借给他们遮寒的衣被。这与孔子等人出走而有衣食保障一样，不过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级别罢了。

她们的社会行为完全像猿猴的皮毛修整，猿猴皮毛修整是相互帮助对方不能够到的背后皮毛，并且替对方捉拿虱子。从猿猴皮毛修整可以推算出，裸体人类语言交往涵盖面在150人左右，占用清醒时间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我家乡农村妇女闲谈交往也大致如此，她们闲谈内容跟儒道佛毫无关系，是代替猿猴皮毛修整的天然美。

握有食物的黑猩猩面对刚刚与自己打斗过而来伸手乞食的同伴，难以忍住内心的愤恨，但仍给出食物，只是放在地上让对方来取，就像对方自己在树林里伸手摘取一样，即给出者自动放弃施舍者身份而已。如果这是猿猴社会中的儒家义的话，猿猴的相互修整皮毛与替对方捉拿虱子就是儒家的仁了。

马克思所说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之一是个体对公社的依附性。如果印度农民因为灌溉要依附于公社的话，河北农村妇女能融入面前的任何人群之中，如同上述乌鸦群体一样，她们依附的不是任何权力，而是天然的人性需要：美。 河北农村五十年代的成年妇女在她们四五岁时就开始裹脚后只能在住家院子附近走动，嫁到十来里远的邻村，在她们的体验下也是天地悬隔的另一世界，一个看不到任何熟习面孔的世界。她们以个人身份融入他村群体生活的长龙，一个像那数千只乌鸦群飞长龙，不过是数百年前后一致的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的社会生活长龙。孔子与他的学生们从鲁国周游列国，就先后加入当地诸侯国的社会生活的长龙中。这个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长龙，不是什么家族，更不是什么基层公社，而是自猿猴社会继承来的社会生活的美。他们不知道，也绝对不会想到要用大棒相互攻击，要把一桶水倒在对方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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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柚声

摘要：把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发现，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而其他原生文明都发生在与海洋、沙漠不远的狭窄地段，导致争夺土地的阶级斗争，但被海洋激发的彼岸宗教文化部分缓解，即亚细亚生产方式。北方蛮族入侵后形成的古希腊、罗马开始大量奴隶的使用，并伴有宗教文化的此岸化。在古罗马帝国引入彼岸基督教后进入中世纪黑暗时期，也即向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回归。只有中华文明代表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始性，中国战国前后各有近两千年稳定期：春秋前的朝代更替战争短至一两天之内，而秦汉后转为户口减半的周期动乱，逐渐摧毁中产阶级而走向平民化，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社会性的唯一代表。

关键词：原初社会，二级社会，阶级分化，战争文明

一、导论：验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一个全新视角

学术界对马克斯、恩格斯所提亚细亚生产方式曾进行多年的讨论，我广泛阅读的印像是：多数学者倾向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原始社会，也应是马克思的原意，但并不是纯粹的原始社会，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系封建社会或者奴隶社会的可能(赵家祥，2001,2002; 庞卓恒,2011; 启良,2001; 涂成林,2013; 卢钟锋,2011)。学者们也认识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以古希腊、罗马帝国开始的欧洲文明是歧出：文化演进动力是不断地突变，相对于其他文明地区，欧洲文明是一个明显的突变与歧出( Lamberg-Karlovsky, 2000 ; 张光直 , 2015)。本文要论证的是：中华文明是一个与欧洲文明相反方向的歧出，才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印证马克思、恩格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作者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发现，与世界所有其他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到战国时期才进入人造二级社会(李柚声，2009，2014)。由于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道两家都以原初社会为理想，秦汉之后的帝国时代是一个逐渐向儒家圣王理想国演进的历史，使广大农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停留在准原初社会阶段。如果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阶级分化导致农民某种程度的奴隶化与封建农奴化，秦汉后中国历史削弱中产阶级，使农民接近自然生活，即无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异化现象：男人们在蓝天白云下照看绿色庄稼日夜成长，女人们照看家人与儿女的日月成长。他们的生活融入无限自然美中，也就更能体现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原始社会的特点。这一两级社会理论验证了马克斯、恩格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说，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示马克斯、恩格斯的远见卓识。如果原初社会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说接近的话，中国传统文化富有共产主义因素，也是圣经伊甸园的生活。

学者们根据圣经推算出上帝按自己形象造人而产生亚当夏娃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六百多年前，也就是地中海文明开始阶段，也是人类开始人造二级社会、人造人的时间：上帝用泥土造人，人类用语言造人。至于如何人造社会与人造人，亿万人就有亿万种想法，这些想法都是不成熟而需要不断调整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每个想法的原创者都要说服以至迫使亿万人跟随他们的想法：神与专制的战争文明道路不可避免，也就是老子所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的原意，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印证。圣经记载说：“上帝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圣经：创世纪》第6章)人类从此走上以自己为敌的战争文明发展道路：在战争死亡威胁下求生存而导致社会结构复杂化与科技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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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创世纪》第11章说“那时，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此后被惊动的上帝耶和华决定变乱人类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大概由于上帝这一决策吧，人类在十万年前就开始走出非洲，在一万多年前到达最遥远的南美洲，这样人类就遍布在世界六大洲上。在五百年前人类开始近代化之前，中国与欧洲地域与人口大小相当，又都有统一的文化：儒学与基督教。欧洲人听从上帝耶和华的安排，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大概中华文明开始于圣经所说“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时代，即语言极不发达的原初社会时代，中国远在秦汉时期就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了。大概为了弥补统一语言的缺失，欧洲近代化过程中开启了资本主义商业化的资本金钱的流通，用资本金钱代替统一语言的流通作用。春秋战国的中国与近代欧洲有一个相近的演变过程就不足为奇了：二者同样导致郡县或者科层官僚的现代政府，也就是中华文明政治早熟说。

如果春秋时代尚处于准原初社会阶段的中国大地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急剧升级与人造二级社会的出现十分敏感的话，已经生活在人造二级社会四千多年的欧洲人就只能面对科技文化与社会变革的日新月异而欢呼了，在这种欢呼背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萌生圣经伊甸园式的乌托邦幻想，只有到这五百年近代化过程的后期才产生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老庄坚守原初社会天然生活之美，孔孟在老庄基础上进一步而要人造二级社会回归原初社会的话，两千多年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把老庄、孔孟的理想现代化、科学化了。

图一对比春秋战国的中国与近代欧洲发现，二者走过一个相似的演化途经。

宋思运(2014)比较老子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李泽厚(2016)更有《儒学、康德、马克思三合一》题目的文章，陈卫平(2022)论述中国哲学对欧洲近代化的影响，他们背后没有说出的话就是老庄、孔孟的儒道两家与马克思主义是同一思路：老庄、孔孟以纯真之心呼喊人类不要进入阶级剥削与压迫穷人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以超越时代的智慧引导人类走出阶级分化困境而重回伊甸园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这里用美学二字来描绘原初社会生活：生活本身就是美，如同花香鸟语一般。如果二级社会是人类通过语言与理性思考来建造的话，原初社会是人类从猿猴继承来的社会，没有表达成语言。对于现代人来说，原初社会有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成分，本文没有遵从一般论文习惯，时而用原初社会纯美学语言做具体的描述，以期帮助读者穿越这一鸿沟。

二、从时空穿越感来体会两级社会的彼岸世界

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时，我在海湾边用近十分钟的时间观看一群数千只乌鸦从我头上天空飞过，回归远处的山林：它们组成长龙，背负蓝天白云，俯瞰青山绿水，它们时而向一面拐弯而后又拐回。它们的队伍整齐划一，动作一致，人类久经训练的军人也达不到这种程度。在我观看期间，我身边树上有十几只乌鸦也同时飞起，加入这一乌鸦群飞长龙。我想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样行动一致、彼此关照无间呢，我想到一个字：美。有如长江东流水，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本身构成了大自然的美，并成为动植物生长与行为的背后动力，也包括早期人类。这里的物质循环系指诸如：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而生长，动物吃食消化植物而放出二氧化碳等等。

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鲁国任职，官至大司寇，代理宰相。在他治下，人们路不拾遗，从四方来到本城的客人不必向有关官吏请求，人们全都给予接待，让他们如同回到了家。

公元前496年，鲁国当政的季桓子接受齐国赠送的八十名舞女与车马，自己整天前往观看，懒于政事。子路就劝孔子离开鲁国到其他诸侯国寻求机会。孔子说：“鲁国即将举行郊祀，如果能将郊祀祭肉分送大夫们的话，我就还可以留下。”鲁国举行郊祀后，又没有向大夫们分发祭肉。于是孔子带领弟子们离开鲁国，季桓子派人用送行的名誉来打听孔子不辞而别的原因，对孔子说：“夫子您可没有任何罪过。”

孔子不直接回答，而歌唱道：“那妇人的嘴啊，可以让人出走；那妇人的话啊，可以让人身死名败。悠闲自在啊，聊以消磨时光！”

此后的孔子讲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话也就可以理解了。正像作者指出的那样，某些不尊重传统的诸侯君主开始用太监嫔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网，这是人为操控的二级社会的萌芽(李柚声，2014：60)。

从以上司马迁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1)诸侯国当权者可以终日玩乐，大臣可以随时到他国享受悠闲。2)大臣有罪后可以去他国逃脱。3)不用政府管辖，人民自己就自动招待来往客人，这样孔子与弟子们才可以周游列国十三四年而有吃住的保障。4)孔子离开鲁国的直接原因是鲁国当政者没有按礼仪规定分给大夫们祭肉，即君没有礼仪，我为臣的孔子就可以不辞而别了。孔子用唱歌来影射鲁国当政者迷恋歌舞的事，也说明当时社会活动还包括歌舞吟唱成分。

在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文化传统中，相当孔子位置的是苏格拉底，二者生活时代也非常相近。苏格拉底所在的雅典城邦，与孔子的鲁国大小相当，在中西两个世界的位置也相似。雅典当时实行直接民主制，由成年男子组成的公民来投票选择行政长官，通常任期一年。邱吉尔说：“民主制就是为了人民的目的，让一部分人民用大头棒来猛烈攻击(bludgeoning)另一部分人民。”

人民之一的苏格拉底被另外的人民之一的人告发，说他引入新神、误导青年。这两个对立的人民之一，在五百零一个人民组成的听审决策团面前相互争论之后，再由这五百零一个人民分子投票而分成截然相反的敌我两种意见：有罪与无罪。以微弱的多数，苏格拉底被判为有罪，而后被判为死刑。鲁国大臣有罪可以逃亡他国，雅典的苏格拉底也有逃亡他国的机会，但他坚持服刑被处死。作为苏格拉底学生的柏拉图就只能到他国逃命，那时的欧洲没有人会像鲁国市民那样主动招待外来人，好在柏拉图有足够的钱财养活自己。即使这样，柏拉图还一度被卖做奴隶，幸好被友人用钱赎回：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春秋时代就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种人民之间分成敌我两方而用大头棒互相攻击的现象，也曾发生在苏格拉底与他的美貌妻子之间。苏格拉底在给学生们讲解讨论哲学问题时，他妻子跑来把苏格拉底如雷鸣般地破口大骂一通后，将一桶水泼到苏格拉底头上，这才默然离开。学生们正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如何对待这一异常境遇时，苏格拉底悄然说到：“我就知道打雷之后是要下雨的。”

如果孔子用唱歌的艺术美来处理君臣关系的话，苏格拉底就用幽默来处理家庭的尴尬了。前者体现原初社会秩序的美学本质，后者体现二级社会理性秩序的不可人为操纵性。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揭示的中国传统农村生活是更像孔子的歌声之美呢，还是像苏格拉底的无奈之幽默。这里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乡冀中农村情况来显示这一点。

等男人们都下地劳动，做下一顿饭的时间还不到，冀中农村妇女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闲谈。五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学到“经常”这一单词，讲给她们，她们全不知道。但她们能分辩出附近每个村庄的不同口音，在她们的教导下，我也能分辩出周围三四个村庄的说话口音。我后来上学接触不同村庄的同学，就终生失去了这种能力。这样的农民没有接受任何二级社会思想体系的能力，除非像基督教那样每周一次的长年灌输。她们对人类声音分辩率远高于现代人，才能真正体验人类语言美的意韵，而非仅仅是词语表面的含意。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母亲、祖母一代河北农村妇女还遵从几百年的传统习惯，由当地老年妇女担当的媒婆介绍，再由父母包办，与自己不相识的男人结婚，然后到男人村庄生活，负责男人一家人的衣食。她们结婚后融入邻居间的妇女群，她们全是邻村嫁过来的：这种邻里中经常见面闲谈的妇女群在一二十人之内。成人们记忆最深的是一起长大成人的姐妹兄弟们，成年后他们保持终生来往。冀中妇女们还与包括丈夫以及自己的父母的兄弟姐妹家庭终生来往，每年都多次互相访问，互通有无。至于某种原因认识的朋友家，却为数不多，并且有来往几年后中断的可能。这样她们认识来往的人数在五十到二百之间，多少与如何计算有关：诸如是否把她们来往的家庭大人小孩全都计算在内，是否把经常见面的家庭邻居包括在内等等。

我这里用美与仁来概括这些妇女与他人来往的社会交际。她们闲谈除了在一起消磨时间外没有任何目的，她们经常笑，本身是一种优雅的美。她们经常互相帮助，照顾贫弱的一方，即稍富有的一方主动送给对方粮食米面，至于邻居家妇女做饭缺油少盐更是相互供给而不分你我了。

当时过往乞丐非常多，尤其在农闲时，经常前后不断。招待这些乞丐的就是家庭妇女的工作，她们通常将家庭剩余的干粮，诸如窝窝头、玉米饼子等，用手掰开成小的块状，即一口干粮。乞丐敲门祈求说：“奶奶，奶奶，给口干粮吃吧！” 女人们是不会让乞丐空手走过自己门坎的，而乞丐又那样多，就只能尊重传统习惯而只给一口干粮了。即使这样，乞讨一两个小时也就够一天的饭食了。她们还让这些陌生人乞丐如同回到了家，这些乞丐在附近公共碾房过夜时，妇女们就主动帮助他们，借给他们遮寒的衣被。这与孔子等人出走而有衣食保障一样，不过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级别罢了。

她们的社会行为完全像猿猴的皮毛修整，猿猴皮毛修整是相互帮助对方不能够到的背后皮毛，并且替对方捉拿虱子。从猿猴皮毛修整可以推算出，裸体人类语言交往涵盖面在150人左右，占用清醒时间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我家乡农村妇女闲谈交往也大致如此，她们闲谈内容跟儒道佛毫无关系，是代替猿猴皮毛修整的天然美。

握有食物的黑猩猩面对刚刚与自己打斗过而来伸手乞食的同伴，难以忍住内心的愤恨，但仍给出食物，只是放在地上让对方来取，就像对方自己在树林里伸手摘取一样，即给出者自动放弃施舍者身份而已。如果这是猿猴社会中的儒家义的话，猿猴的相互修整皮毛与替对方捉拿虱子就是儒家的仁了。

马克思所说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之一是个体对公社的依附性。如果印度农民因为灌溉要依附于公社的话，河北农村妇女能融入面前的任何人群之中，如同上述乌鸦群体一样，她们依附的不是任何权力，而是天然的人性需要：美。 河北农村五十年代的成年妇女在她们四五岁时就开始裹脚后只能在住家院子附近走动，嫁到十来里远的邻村，在她们的体验下也是天地悬隔的另一世界，一个看不到任何熟习面孔的世界。她们以个人身份融入他村群体生活的长龙，一个像那数千只乌鸦群飞长龙，不过是数百年前后一致的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的社会生活长龙。孔子与他的学生们从鲁国周游列国，就先后加入当地诸侯国的社会生活的长龙中。这个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长龙，不是什么家族，更不是什么基层公社，而是自猿猴社会继承来的社会生活的美。他们不知道，也绝对不会想到要用大棒相互攻击，要把一桶水倒在对方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