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汉族人见证 维汉民族关系的变迁

绝了

新客户展示位
更多广告请点击
中文黄页

有您的支持
我们会做得更好

周三，在网上看到巴楚色力布亚镇发生暴力恐怖案件，15个各族警察和社区、政府工作人员被杀，感到非常震惊。
色力布亚镇，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镇。我的家在喀什叶城县。10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叶城还不通火车。每次寒暑假从家到乌鲁木齐，坐长途大巴车，走巴莎公路，必然经过色力布亚镇。在从叶城到乌鲁木齐的两天路途中，司机一般都是把乘客拉到荒无人烟、独门独店的地方吃饭，饭菜贵而且不卫生，唯独经过色力布亚镇不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镇，长长的一条街上，街上吃饭有很多选择，价钱公道，味道也好。因此，虽然离开新疆这么多年，这个旅途中经过的小镇我一直有印象。发生的惨案，把我带回了曾经在新疆度过的童年和中学大学时代。在不到30年里面，我目睹了南疆民族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让我深深的为这片曾经哺育了我的土地感到担忧和不安。我记忆中的新疆，维汉的关系绝不是现在这样的。今天发生的事情，回到30甚至20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一种对家乡的感情和责任，促使自己写下一些文字，作为我那个时代一个新疆孩子生活的见证。
我父亲是70年代初期因为生产建设兵团的姑姑从四川来到新疆的。在新疆一段时间后，就把我妈妈接到新疆，我就因此出生在新疆。新疆是我心中的故乡，四川是我的老家。我父亲他们那个时代，在新疆叶城这样的县城，汉族人非常少，所以很多汉族人一般都互相认识。我父亲是一个思想比较活路的人，善于和人交往，他会维语，可以没有障碍的和维族人进行交流，这给我爸爸后来带来很多机会。在我们那个农场全部是汉族人，会维语的汉族人不是太多。 我生活的那个农场离县城5公里左右，处在叶城、泽普、莎车、麦盖提、巴楚这个南疆绿洲片的最南边缘上。出房门往南边走500米，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这个戈壁滩一直延伸到喀喇昆仑山的崇山峻岭脚下。从新疆到西藏的新藏公路，就是在这个山中间穿梭。当然，小时候靠着步行，我从来没有走出过戈壁滩很远。在内地人看来荒芜贫瘠的隔壁，小时候其实也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小孩子总是能找到很多玩乐的方法！

从我们家往北走是县城，5公里的路上，两边都是维族人沿着公路修的联排的房屋或者是白杨树、田地。我最早对维族人的印象就是这些每次进城都会看到的维族人的村落。骑自行车经过他们的村落，维族人看我们会多看两眼，我们看维族人也会多看两眼。即使我那时候还很小，但从他们的穿着、语言上，我知道他们和我们不是一种人。那时候的彼此的眼光，更多的是彼此好奇，也带着小孩对陌生人本能的警惕。我妈妈喜欢用“老维子”来称呼他们，我爸爸一般用“维族”来称呼他们。另一个让我对维族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时候总会有维族男的在杏子、桃子、甜瓜（就是哈密瓜）、苹果成熟的时候，赶着一个毛驴车到我们农场来卖水果。小的时候我一年上不了几次街，这些小贩来卖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吃点零食的好时候。如果让我看见，总会跑回家问妈妈要钱或者拉着妈妈来买。这些卖东西的维族人，可能就是我们农场北面一个村的农民。水果是自家院子果树上张的；买卖呢，绝对是公平交易。小贩的来到让我们农场乏味的生活多了一些乐趣和故事。一直到我上中学后全家才搬到县城去。我的印象中农场的大部分汉族人和维族人的关系一直比较简单，大家在各自的圈子里生活，彼此交集不多，一些买卖上的事情把大家联系起来。

我们家和维族人联系相对就要多一些了。我爸爸会维语，思想也比较活路，从我上小学开始，我爸爸就开始承建我们乡里面的各种水闸、学校和村办公室。维语给了爸爸极大的机会，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因为爸爸会维语，他是很难知道哪里有这些机会，很难说服维族的乡长、村长将这些工程交给他。也因为这个原因，我爸爸的维族朋友比较多。每年维族过库尔班节（就是古尔邦节）或者是肉孜节（就是开斋节），爸爸都要去给维族朋友拜年。我还比较小的时候，爸爸也经常带着我去。到维族家里，我爸爸会按照维族的方式握手。维族握手和汉族不同，他们一般是伸出两个手互相夹一下对方两个手，然后收回手，把手心贴在肚子上，稍微弯腰，嘴里说着“嚯兮”。经常，维族主人家的客人都是维族，就爸爸和我两个汉族，但是我爸爸能很快融入进去和他们交流，气氛很融洽。我能感觉到维族主人对我们来拜年是非常开心的。当然，汉族过年的时候，维族朋友也会来我们家拜年。我们家里一般准备很多煮熟的不剥壳的鸡蛋、凉拌鸡丝和白酒。维族人很喜欢喝白酒，酒量也大。有些时候，如果要来拜年的维族人比较多，我爸爸就会买半只羊，在城里找一个维族饭馆，请他们在饭馆吃。

另外还有一些事情我还依然记得。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下午，来了一群维族老师带着几十个维族学生，他们是我们隔壁村的维族学校的。他们带着桶、带着铁锨、还带着树苗，来我们学校种植“友谊树”。事先没有任何通知。我们全校立即停课，汉族学生和维族学生一起挖坑、抬水、种树，气氛很热烈。2006年我回新疆结婚，回了一趟小学，学校已经因为没有生源而停办了，但那些我们当初种下的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夏天在路上看到一个胡子全白的维族老爷爷要过一条路，但是被横穿路的河水挡住了，他在那急的不知怎么办。我就过去把他背过了河。放下老爷爷后，他两只手握着我的手，眼神带着慈祥和感激，说了很多话。虽然听不懂，为这么一件小事让别人很开心，我也非常开心。


当然也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农场东南边有一片树林，那个地方叫“乌尔满”，住着几户维族人，他们的小孩上学要穿过我们农场去北边的维族学校。我们农场有一个小学，所有农场的汉族和我们乡散居的汉族子女都是在这个小学上学。我们小学的几个小恶棍就会拦着他们制造一点麻烦。每天早晨这几个维族小孩都要带一点杏子或者吃的贿赂我们学校的恶棍，才能安全通过。后来这几个维族学生把事情告诉他们老师了，他们老师找到学校，我们校长惩罚了那几个恶棍，并且通知全校学生不许欺负维族过路小孩。这样的事情后来再没有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维族学校这里。我们学校一个汉族学生家是住在维族人的村里的（散居的汉族农民），他每天上学要经过一个维族学校，有一天受到维族学生欺负。他向我们老师报告了这个事情，我们老师又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了维族学校。后来维族老师也处理了那些滋事的维族学生。不过，这样的事情总得来说不是很多。
这就是我小学时候的一些回忆。那时候在农村的汉族和维族其实没有什么矛盾，大部分时候相处的还是不错。看看那些维族农民，绝大多数都是很朴实的。那时候的我的心灵中，也没有什么民族的概念，只是觉得他们和我们有一些区别。
到了我的中学时代，民族关系开始有些变化…… i我是在1990年开始上中学的。叶城县两所汉族中学，一所是二中，一所是四中。二中在县城里面，有初中部和高中部，规模当时是1000人左右。叶城县绝大部分汉族学生的中学时代是在二中度过的，包括我，在二中度过了六年的中学时光。


相比我简单快乐的小学时光，中学要情况要复杂一些。首先，居住环境不同。初中三年，我一直是住在城里爸爸一个好朋友家里。爸爸朋友的儿子和我恰巧也是同班同学，我和这个同学一起在二中度过了六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其次，初中学习竞争非常激烈。我当时是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叶城二中的初中部。在初中的三年，我仍然一直保持了全年级第一名。但是，相比在农场学校一个班12个人中保持第一，和在初中四个班200个人中保持第一，付出的辛苦要多很多。虽然初中离现在的时间更近一些，但是记忆中能留下的东西甚至没有小学时候多。记忆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学习。
在升入初中之前一两个月，1990年4月，新疆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熟悉的“阿克陶县巴仁乡暴乱”。这个事情是第一次民族关系非常深刻的冲击我的心灵。虽然以前也听父母说起过以前维族人有反汉的事情，但是好像就是聚众闹闹而已，没有对汉族人有很严重的人身伤害。而阿克陶事件，给人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残忍”。当时的报纸，描写了暴动人员的杀人细节：“有战士脖子几乎被砍断，只有一层皮连着头和身体；战士手指被剁掉；战士被暴徒用木棍和铁锹毒打，又将头发拴在木桩上，致使整个头皮剥落，身上被捅了几十刀。”一个12岁的孩子看到这些细节，真的是不寒而栗，这些人的残忍，在我心中留下了非常灰暗的烙印。自然不自然的，我将而这些人和“维族”联想在了一起。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我正常情况下大部分维族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又觉得，在一些条件的激发下，善良的维族很容易转化成残忍的暴民。这就是一个12岁孩子自然而然的逻辑，没有什么为什么和不为什么，也说不清原因。阿克陶巴仁乡这个事情，是我对维族印象的一个分水岭。之前，我只是觉得他们和我们有一些不一样，但大家各自在各自的圈子里生活；之后，我觉得维族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即使我不去惹他们，他们可能也会惹我，而且可能手段非常残忍。同时，进入到初中后，生活的环境也不像以前那样单纯。在县城里上中学，和维族人发生交往的频率比以前要高很多。在县城里，维族和汉族基本上是大聚居、小杂居。这体现在各个方面：在汉族学校，每个班都有几个维族学生。在街上，有些商业区域是维族人居多，汉族人也经常去，比如说叶城的香港巴扎；有些商业区域是汉族人居多，维族人也经常去，比如说汉族的菜市场和后来的幸福路；有些则是完全混居，这家店是汉族的，隔壁又是维族的。在县城里，汉族和维族大概比例是三七开或者四六开。无论你走路、骑车、买东西、还是在学校，总会碰到维族人。由于阿克陶巴仁乡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在县城上初中的时候，多少就对维族会有一些本能的防范意识。感觉两个民族的关系，已经不像我上小学时候那样单纯。我至今都分不清楚：是因为和维族接触多了，自然而然矛盾就多了，还是因为巴仁乡的事情给我造成了影响，亦或是两者搅在一起。这个时候，同学之间也会偶尔聊起一些维族人相关的话题，一般都不是很正面，正如我们说某个非洲国家的情况道理一样，这个也会对我对维族人的看法有一些影响。总之，结果就是戒心比以前重了。

我上初中的班里面，有两个维族同学。一个是女同学，她的妈妈是叶城县十八医院的某科室的护士长。十八医院是部队医院，级别比叶城县还要高，里面很多医生都带两杠四星的军衔。由于是部队医院的缘故，十八医院里面维族极少，无论医生还是护士。我现在知道的在十八医院的维族就两个，很巧，另一个维族女孩高中的时候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后面写高中阶段的事情，也会写到她。我初中这个维族女同学，个子高，长得很漂亮，长长的大波浪马尾发，家庭条件很好，是典型的小公主性格。她从小生活在十八医院的部队大院，周围都是汉族小孩，她的小学也是汉族学校上的，因此，她汉语说得非常标准。她是班里的文娱委员，学校的活动，她经常代表我们班上台发言。从她身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民族情绪或者代表维族特有的东西，她给我更多的印象，是超越民族的当官的子女的印象。初中三年，她从来没有和我说起过和维族相关的什么事情。可能，民族这个标签从来就不是她在意或者关注的。


我那时候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和她的关系更多的是工作上关系，私下接触并不密切，但也没有任何矛盾。小公主嘛，需要的是能围着她转的帅哥，她和班里有一个汉族男孩关系非常好，好像在谈朋友。班里另一个维族是男孩，他是那种不爱学习，考试拍倒数几名的那种人。初二的时候，他是留级还是辍学了，我记不清楚，就离开了我们班。我和他接触不是太多，他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总之，班里这两个维族同学，没有因为民族不同而造成融入班级困难，大家相处还是挺融洽的。他们和某个汉族同学能否聚在一起，更多的是因为性格是否相投来决定的，而不是因为民族。我小时候对维族的认知是他们和我们有区别的另一种人，上初中我对大街上的陌生维族有一定的戒备心，但对我初中班里的这两个维族人，我对他们更多的看做同学，就如我的汉族同学一样，大部分时候是不会用民族来标识他们。
在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也和叶城一中（这是一个维族中学）建立了联谊班级，我们全班到他们学校去进行联欢活动。大家也是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但是映像没有小学时候和维族小朋友来我们学校植树印象那么深（和一个维族小朋友一起抬水几百米浇树的事情仍然记得）。多少有些走形式的感觉。中学的时候，好像民族教育的事情搞得很多。
初中三年，由于已经长大了，再加上学习也忙，爸爸没有带我去过维族朋友家里做客。我对维族的印象大部分是来自于同学和街头的维族人。初中阶段，我本人并没有和维族人发生过什么正面冲突，也尽量避免和维族人冲突。维族的心很齐，在公共场合下，如果维族和汉族发生冲突，他们一般会一窝蜂的涌上来对付这个汉族人。发生冲突，多半是汉族人吃亏；而汉族一般则是自己顾自己，心不齐。

到了高中阶段，情况仍然在变坏……

1993年，我从叶城二中的初中升入到高中。

在学校环境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平滑的过渡：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在同一个学校继续再上三年学；而升入高中的同学，百分之九十左右都是从二中的初中升上来的，大家早已经认识，升入到高中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


在家庭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我爸爸加入到城里一家建筑公司，公司拨出来一块地，我们家在上面建了房子，因此我们全家也就从农场搬到城市里来了。其实更准确的说，是我父母也搬到城里来了，家里其他兄弟姐妹因为工作和升学已经不在农场居住了。新房子的位置在县城正南边，新城路和喀和路的路口，是城乡结合部。这一带基本上是维族人的聚居地，平时附近活动的都是维族人。一到周六周日，叶城南边几个乡赶巴扎的维族农民赶着毛驴车进城。因为驴车不允许进入市区，这里就成了毛驴车的停车场，密密麻麻的驴车挤满了喀和路。有些卖木头、卖小吃、卖日用品的小贩和农民也在这里做生意。而我们公司的铁栅栏正门，正对着喀和路。公司里住着10几户职工全部是汉族，我们的小区就像维族聚居区的一块汉族飞地。大院里的住户全部是四川人，平时大家交往的对象一般是大院里的人，或者县城里面其他地方的汉族人，和周围的维族住户交往很少。
在我们班里，只有一个维族人，是个女孩。这个女孩家是陆军十八医院的，父母中有人是军医。她个头中等，非常瘦，戴一副眼镜，头发又卷又黄（用“黄“可能不一定合适，其实就是外国人所说的一头金发，但是她的头发有一些枯黄的感觉），不戴眼睛的她有一种芭比娃娃的感觉。她非常单纯，说话带着童音，有时候很幼稚很搞笑，和我坐前后排，有时候我经常利用她的天真逗她。她也是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小学初中都在汉族学校上，普通话没有任何口音。她是以前五名的成绩升入到高中的，而且在整个高中阶段，学习也一直保持在年级前十。她有个弟弟，也是小学初中都上的汉族学校，学习很好，但是高中却去上维族学校了。整个高中阶段，我和她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后来她上大学我们还有频繁的书信来往，工作后我们也保持着电话联系。高中阶段大家经常一起集体出去玩，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时候是把她看成一个小妹妹，出去玩什么的对她都挺照顾的。她的民族属性从来没有在她和同学的交往中带来什么不方便。我和她因为关系比较好，有时候会聊一些比较敏感的民族方面的问题。她告诉我她爸爸在家教她维语字母，她还在纸上给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写。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维语的字母表发音和英语字母表是类似的，只是书写时用阿拉伯字母写的。我问她认不认识维文，她说看懂问题不大，能拼出来就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写，写出来错误非常多。有一次发生了叶城发生了一起恐怖事件，我当时和她谈起这个事情，我让她说一下真心话，从她的角度是希不希望新疆独立？她说当然希望了，新疆独立了，靠着石油，新疆就能非常富了。我说新疆独立，我们这些汉族人怎么办？她带着童音说你们就都是华侨了啊，华侨多好啊，华侨都很富。我笑着回敬说可能我们还没有当成华侨，脑袋就已经落地了。交谈之后，我心里有一些莫名的失落感。像她这样几乎是从汉族环境里长大的维族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可想而知其他维族人的想法。看来新疆的事情还真的不好处理。不过，这个并没有影响我和她的关系，如前所述，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直到现在。
高中三年，我有两次和维族人发生冲突。第一次是因为安装有线电视。我们家那时候是安装有线电视比较早的，是我们那一片区第一家安装的。和我们家同时安装的，还有一个住在我们家后面的维族住户。从有线电视放大器接出来的馈线，首先接到我们家，在我们家屋檐下通过一个一分支器，将分信号接到我们家，主信号继续接上馈线，延伸到那个维族人家。由于从放大器出来的线到我们家距离有些远，信号衰减的很厉害，因此我们家信号很弱，电视看着雪花很大。我爸爸就找到电视台的一个汉族朋友帮忙解决。这个朋友将一分支器换成了二分器，平分信号。这样我们家的电视信号就很好了，但那个维族人家信号就变得很糟糕。他也从电视台找了一个维族朋友，跑来一看，是我们换了东西。他的朋友就把二分器又换成一分支器。我们家和他们家这种情况，无论用二分器还是一分支器，双方都有道理可讲，并没有标准的做法。等他们走了一两天后，我又将东西换回来。然后他跑过来，看到东西又被换回去了，就要强行再换，我就不让他换。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扛上了。两个人互相捏着对方领子，拳头顶着对方脖子，目光相互怒视。那个维族人大概是25岁到30岁的样子，但是个子比我矮大半个头。他的手没有我长，脖子被我拳头顶的很难受，这种情况下对峙他当然吃亏。僵持了一会儿，他先松开了手。我也不想真打。毕竟，事情闹大后学校可能要给处分的。然后我也松开了手。他回去后，就没有再来找了。他后来让电视台的朋友在到我们家之前的线路上增加了一个放大器，又把二分器换回了分支器。因为加装放大器的缘故，现在我们家的电视也很清楚了，我也就认可了他的改动。这件事情最终得到了解决。
和维族人发生冲突的另一件事情是在我骑车上学的路上。一天中午，我午觉不知怎么就睡过头了，赶紧收拾好东西，骑上自行车往学校赶。当时车骑的很快，人又有些不清醒，在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和交叉马路上的另一辆自行车碰到了。骑那辆自行车的是一个维族女的，当时就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我们那个县城路口当时是没有红绿灯的，过马路一般是进入路口的时候减速，靠大家互相避让来通过的。这个地方路口是一个维族聚居区，我当时本能的反应就是赶快跑。和维族在南疆维族聚居区发生纠纷，不管你汉族有理没有理，赶快往公安局跑是最安全的。等维族人聚上来把你围住，那情况对你就相当不利了。我正要加速跑的时候，车子被旁边一个闲逛的维族青年跑上来拽住了，我刚下车，这个家伙一巴掌就打在我脸上，打得很重，我眼冒金星。我迟疑了一下，没有还手。走到被我撞到的那个妇女那里把她扶起来，把她车也扶起来。我指着车，说着“对不起“，给了她十块钱，然后就骑车走了。当时是正午，天气很热，街上维族人也不多。事情前后不到一分钟。如果是傍晚碰到在这种事情，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到了学校之后，脸还是很疼。有点后悔当时没有注意一下打我的那个维族青年长什么样子。如果记下来，以后碰到他，肯定会还他一巴掌。
高中三年，叶城的恐怖活动发生的比较多。我出去玩或者到同学家去，如果是拖过晚上十点，一般都会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如果没有必要的事情，晚上一般都不出门。我上高二的时候，我妹妹她们班一个女孩的父母被维族暴徒杀掉了。这个女孩的父母比我爸爸来新疆的时间还要早，在吐古其乡散居在维族村中，我爸爸也认识这对夫妇。她爸爸学过一些医生，在村里面的十字路口开了一个夫妻诊所。20多年来，一直给附近几个村的维族村民看病，他们维语说的非常好，而且看病价格也不贵。碰到人突然生病，无论多晚，他们都会到病人家里出诊，附近的村民一直很尊重这对夫妇。就是这么一对老人，竟然被暴徒盯上了。一天晚上这对老夫妇在诊所睡觉，暴徒破门而入，把他们杀害了。后来案子破了，暴徒不是当地人，是其他地方来专门杀人的。当地维族老百姓也非常痛恨暴徒的所作所为。我妹妹的同学从此就成为了孤儿，他爸爸的朋友收养了她，政府也承诺直到他大学毕业，每个月发一笔抚养。这个女孩因为这个事情打击非常大，后来慢慢堕落了，以后她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她父母是我爸爸的朋友，她又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应该说和我们家有一些缘分了。昨天的熟人，变成今天的牺牲者，子女又成了明天的受害者。我感觉恐怖活动有时候离我们真的很近，有时候我会莫名其妙的为家人的安全担心


我上高三的时候，有一天下午都快要到放学的时间了，大家都在教室上自习。突然，班主任匆匆来到教室传达学校通知。原来学校领导刚开完紧急会议，有重要事件，让立即通知到各个班级。有一个维族人因为涉嫌恐怖活动，被公安局拘留审问，结果死在拘留所了。公安局的说法是他的家人送过饭，这个人吃过饭后不久就死了，经过鉴定是毒死的，怀疑恐怖组织杀人灭口。而嫌犯家里人则说人是刑讯致死的，要公安局赔偿。公安局接到线人的报告，明天早晨，维族人会举行抬棺游行，并乘机暴乱，因此公安局通过县委紧急把通知下到各个机关学校。学校要求学生立即回家，第二天早晨是否上课，视事情发展的情况而定，如果路上危险，就不要来学校了。气氛立刻紧张起来。第二天一大早，维族人游行的队伍就从县公安局出发了，远远的就可以听到很大的口号声。我们单位赶快把铁栅栏门锁上。不一会儿，游行的队伍就经过了我们单位的门口。隔着铁栅栏大概三四十米，我看到一群维族人抬着棺材，喊着口号，以非常快的步伐向前推进，这个队伍大概有50米，人有几百人。这是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到游行，这个架势还有点吓人。我们都躲在院子里不敢出去。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消息传来，在快到达香港巴扎的大清真寺的时候，游行的队伍被武警冲散，十几车的武警带着盾牌和警棍，抓了几车人走。可以出去了。为了确保安全，我在书包里还特意带了一把藏刀（藏族人用的刀），刀有20厘米左右长。如果在上学路上遇到危险，我就用刀来自卫。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有人袭击我，我就跟他拼了，不能白白的丧命。幸运的是一路上人很少，没有任何危险了。
高中三年过的很快，1996年暑假，我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可以离开家，到大城市去上学了。8月底，我们全家去农村，参加一个远房亲戚的婚礼。第二天参加完婚礼回城的时候，发现路上设置了几个关卡，每个车都要停下来接受检查，而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这些关卡的。听关卡上的人说又出大事了。回到家里通过同学了解到，就在昨天晚上，6个暴徒袭击了江格勒斯乡，杀掉了包括副乡长在内的六个人，被杀的好像全部是维族，因为这些维族人替政府做事，有点类似抗日战争时候铲除汉奸的那个意味。几天之后，凶手被击毙。当时电视上的画面反复在播放被击毙的暴徒头目的画面：暴徒穿着白色的T恤衫，胸口被枪击中，从胸口渗出的血以枪口为同心圆四处扩散，人整个胸部都是红黑色的。红黑色的血迹和白色的T恤形成鲜明的对比。旁边是工作人员在拍照取证，闪光灯打在脸上一片苍白。我看过很多电影电视里面人死，但是这是第一次真正这么清楚的看到人死。一遍一遍电视画面的重播，给人感觉死还是非常的恐怖。
要离开家乡，去乌鲁木齐上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