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国外唱衰中国是因为他们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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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厉以宁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能够研究这么透彻的中国问题，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但中国的经验未必都是成绩，中国人的道路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经济学家发现问题也蕴藏着积极性，这是自发的。人都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下一代生活得更好的愿望，中国经济学家写了多少没有发布的内部报告，正是通过经济学家的贡献，国外发表文献不解决中国问题。民间积极性的发挥是靠改革的转型发展起来的，因为改革与体制转型不一样。中国仍然在走自己的道路，国外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是要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为主。

　　三个层次产生了红利，一个是原有的资源红利，包括廉价劳动力，包括丰富的土地，或者是比较丰富的矿产，这都是原有资源的红利。这在改革初期有，但以后这些红利就逐渐消失了。第二个红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模式，体制要跟着改，要释放出新的红利。改革是最大红利，这个成立。再一个是社会和谐的红利，这个红利真正是体制代表的，这是最大的红利。国外唱衰中国，之所以不符合实际，因为他们对中国有偏见，他们的偏见早就有，多数人是不了解中国，或者只看到表面现象。

　　以下是厉以宁的演讲发言：

　　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道路和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分四个问题讲：

　　一、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成绩和局限性。传统发展经济学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兴起，当时研究的主要是亚洲、非洲，后来包括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摆脱过去殖民地或附属国地位时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中国的张培刚先生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的著作被公认走在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发展经济学当时主要研究什么问题？就是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如何解决资本、技术、人才、就业、农村等难点问题，这里涉及到制度的调整，但主要是从传统体制过渡到资本体制，他们主要是研究农业在工业社会的过渡，也涉及到体制的问题，但他们讨论了几个问题，都是从摆脱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在体制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因为他们不曾涉及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正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后面的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当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第二大问题，中国的双重转型，就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双重转型，一个是发展转型，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转型是并存的，是重叠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单独谈发展转型，那是困难重重。因为传统体制对经济的束缚是不一样的，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是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容易摆脱传统体制转向资本主义体制。计划体制就不行了，既要体制转型，又要保持资本主义，全世界没有先例。体制转型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对发展转型有极大的制约，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农业社会难以真正走向工业社会，在农业基地化存在的情况下，农村、农民依然贫困。摆脱传统体制相对说来要容易一些，摆脱计划体制束缚要困难得多。所以中国的双重转型叠加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双重升级，体制转型也要升级，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

　　再就是作为中国的转型，前提就是思想解放、理论解放。这就使人回想起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怎么转型？没有先例，根据中国的经验，计划经济链条是对薄弱环节突破的。什么是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农村、农业、农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的承包制就开始了。农村承包制开始是一个突破，农民有了一定程度的经营权，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劳动力多余，于是第二个改革跟着就出现了，也是在农村，乡镇企业兴起，利用农村多余劳动力，自己去寻找工厂下脚料，特别是自己打开销路。这就是当时乡镇企业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在农村，所以80年代前期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一些穿着西装的农民，打着领带，拎着大包小包，坐长途汽车，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都是乡镇企业推销员，带着自己的产品，带着样品去推销。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在计划体制外出现了一个新市场——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当时的计划体制就这样开始动摇了。

　　1980年，在靠近香港的深圳就出现了经济特区，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和内地不一样。内地还是计划经济，内地只有个体工商户。深圳开始雇工超过七八个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开始产生。农村承包制的推动，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是中国体制转型最早的试验，在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大石头。从此中国的经济就不能再平静下来了，改革就是这么突破的，这就是中国道路的开始。所以中国发展经济实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在全世界是创造性的，是因为我们的背景和西方发展的背景不一样。他们研究的是从传统经济体制走向资本主义体制，我们研究的是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制度是不变的，制度可以调整，但是不变的。

　　可以看到，没有先例就需要探索，既然探索，用当时的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和后来提出来的顶层设计是不矛盾的，因为它们更有实用范围。任何改革初期都要试点，试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是试点成功之后开始推广时需要中央做主决策，这样才能全面推广。

　　第三个问题，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介入，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经济学家是积极介入中国双重转型的研究，在全世界是没有的。这么多经济学家，都在围绕这个问题争论发展转型，争论体制转型、二元结构的转型。这打破了过去长期的经济学界争论的为中国经济增添活力，每个人都在各抒己见，都在探索之中，没有先知先觉者，大家都在探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使中国经济学发展起来。

　　当时的老中青三代经济学家都投身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因为中国的发展是特殊的，双重转型的发展，双重转型的叠加。但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是成功的，作为双重转型问题成为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普通老百姓都关心的问题，改革使大家生活上起了变化，所以不可能倒退。传统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传统体制的摆脱，因为资本主义比它优越，前资本主义没有发生过倒退的现象，但在中国如果不是经济学家来积极建议，进一步探索研究，中国的改革可能是停顿的，过一段就停下来，所以倒退是不可能的。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老经济学家纷纷去世，直到最近于光远先生去世，但中年经济学家已经步入老年阶段，当年的年轻经济学家也进入中年，但更多的青年经济学家加入研究队伍，所以经济学的讨论、探索还在继续，因为中国双重转型是不可阻挡的。然而中国道路的成就并不在于在国外发表多少篇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中国大量的发展问题是国内来看的，中国经济学的积极贡献反映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成就。

　　第四个问题讲中国经济学积极的贡献时，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能够研究这么透彻的中国问题，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但中国的经验未必都是成绩，中国人的道路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经济学家发现问题也蕴藏着积极性，这是自发的。人都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下一代生活得更好的愿望，中国经济学家写了多少没有发布的内部报告，正是通过经济学家的贡献，国外发表文献不解决中国问题。民间积极性的发挥是靠改革的转型发展起来的，因为改革与体制转型不一样。中国仍然在走自己的道路，国外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是要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为主。

      三个层次产生了红利，一个是原有的资源红利，包括廉价劳动力，包括丰富的土地，或者是比较丰富的矿产，这都是原有资源的红利。这在改革初期有，但以后这些红利就逐渐消失了。第二个红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模式，体制要跟着改，要释放出新的红利。改革是最大红利，这个成立。再一个是社会和谐的红利，这个红利真正是体制代表的，这是最大的红利。国外唱衰中国，之所以不符合实际，因为他们对中国有偏见，他们的偏见早就有，多数人是不了解中国，或者只看到表面现象。最近我由文化部派到德国、西班牙两个国家去讲解当前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他们都不了解，所以他们只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走自己的路，靠自己来建，自己来创造。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因为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升级版，光有发展转型不够，光有体制转型也不够，二者重叠才是中国改革的希望。谢谢大家。